织。因此那些国家主义者要用他们得意的论理向我们说：“要消灭这种掠夺，国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原本是国家制造出无产阶级来交在掠夺者的手中，这样对现在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对这些事一点都不说。事实上要消灭掠夺而让掠夺的第一原因——私有资本和贫乏（贫乏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国家故意造出来的）——继续存在，这是否可能，他们也忘记告诉我们。

    当我们谈到在各铁道公司中间订立的协定的时候，我想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国家的人一定会说：“你不看见现在的铁路公司不是在压制，虐待雇员和旅客吗？那么，为着保护工人和公众起见，国家便不得不来加以干涉。”

    但是我们不是屡屡说过，只要有资本家存在，这种权力的滥用是不会有底止的吗？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独占权，正是那个自称为我们的恩人的国家所给与的。国家不是创立了租借权和保证制度吗！国家不是派兵压制过罢工的铁路人员吗？在最初的诚验中（最近我们在俄国还可看见这样的事），国家为着使它所保证的股票不致跌落，不是扩张过那些铁道巨子的特权甚至禁止报纸揭载铁道上的事故吗？国家不是袒护过范德贝尔特、波立亚柯夫、P．L．M．公司、C．p．R．公司、圣哥塔特等等的巨头——所谓“当代的王侯”，把独占权给与他们吗？

    因此倘使我们举出铁道公司中间的默契合意为例，我们决不把它视作经济的处理之理想，也不把它当作技术的组织之理想。这只是证明纵是那些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资本家，不必试立什么国际部也能够经营铁道获取厚利；然则，劳动者的社会不必任命什么欧洲铁道的大臣，便也可以处理得同样的好，或者更好一点。

    这里又有一个反对论来了。最初看起来，这个反对论好象更严重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合意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乃是大公司对小公司颁布法令罢了。例如一个得着国家资助的富足的德国公司，强迫着那些从柏林到巴塞尔的旅客不经过莱比锡铁道，而取道科乐尼和弗兰克福。又某公司为着取得有力的股东的欢心起见，在运输货物的时候，绕道走了一百三十英里的路程，因此使副线衰落。在美国也是一样，为着使得金圆大量地流进范德贝尔特的私囊起见，公司常常让旅客和货物糊里糊涂地走了许多迂曲的路程。

    对于这个，我们的答复仍是一样的：只要有资本家存在，大资本家就会压迫小资本家。然而压迫不仅是资本的结果。大公司之所以能压迫小公司，也要靠着国家的帮助以及国家替它们造出的独占权。

    初期的英法社会主义者早已指出来英国的立法怎样尽全力来促成小工业的没落，使农民贫困，使无数的人不得不去替富裕的工业的雇主们作工，并不问工钱的多寡。铁道的立法的功用恰和这相同。不管是军事线或补助线，以及那些得了万国邮政独占权的公司；一切的事都是向着增加富裕的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进行的。当全欧洲国家的债主罗斯齐尔德投资于铁道的时候，他的忠仆（即各大臣）必尽力使他得着更多的赢利。

    在美国，即是强权论者所认为理想的民主国中，和铁道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极其诈伪的。因此，倘使某公司用廉价的办法把竞争者打倒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常常是因为它可以从国家所赠送的土地中取得报偿。近时发表的关于美国小麦商的文件，已足以证明国家怎样帮助强者来掠夺弱者。蓄积的资本的力量得到了国家的帮助，更十倍或百倍地增加起来。因此，当我们看见铁道公司的联合会（自由合意的产物）能够成功地保护小公司抵抗大公司时，此种自由合意的实力居然能够保持自身来抵抗那个得着国家恩宠的万能的资本，——这样的事使得我们不能不惊叹了。

    事实上并不管国家的偏袒，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