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生活
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
一九二○至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
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
《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
“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副》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些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记者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
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炼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国去。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说,而在通讯。因为我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情感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结果,在美三年中,写成了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我原来是想用小孩子口气,说天真话的,不想越写越不像!这是个不能避免的失败。但是我三年中的国外的经历,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记了下来,我觉得欢喜。
这时期中的作品,除通讯外,还有小说,如《悟》,《剧后》等。诗则很少,只有《赴敌》,《赞美所见》等。还有《往事》的后十则,——前二十则,是在国内写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读者觉得不觉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阴,用在汉诗英译里。创作的机会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国以后直至一九二九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我忙于课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