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问题，她常常表示，“妇女问题，已过了宣传时期，而进入工作时期”。她主张“女界同志一本自强不息精神，抓住社会埋头苦干”，她主张“自问已劳尽力为国家服务，而不必斤斤于收获之多少”。这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和“多做事，少说话”的态度，也是骊英最不平常之处。

    骊英对于她工作的成就，处处归功于国家之爱护与友人之协助，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平常。抗战期间，普通是困苦的环境多于顺利的环境，而有的人很颓丧，有的人很乐观，这都在乎个人的心理态度。骊英是一个“已婚女子”，以“生育为天职”，同时又是一个“公务员”，“亲理试验乃分内事”，在双重的重负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她对于下属和工友，并不责望躁急，并不吹毛求疵，她处处表示“钦慰”，表示“这工友不可多得”，她处处感谢，处处高兴，这是她平日精神修养的独到处，使她能够以“自信心与奋斗力与环境合作，渡过种种的难关”。

    最后她积劳成疾，“卧床两月，不能转动，心至烦躁不耐”，这是我对她最表同情的地方。我年来多病，动辄卧床休息，抑郁烦躁，不能自解。而骊英却能“看得淡，看得开”，以“卧病实与我为有益”。因为她以生病为读书修养之机会，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处。她的结论是“我等当保养体力争取长时间之胜利，不必斤斤于一日之劳逸而贻终身之痛苦”。这是句千古名言。我要常常记住的！

    今天是重庆妇女界追悼骊英的日子，骊英是最值得妇女界追悼的一个人，我愿意今日的妇女青年都以骊英的言行为法。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会，但是在床上写完了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里稍稍觉得温暖。我万分同情于沈宗瀚先生和他们的子女，我相信在实验室里，在家庭中，在她许许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满的！然而骊英并没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业，还有沈宗瀚先生来继续，她对于妇女界的希望，我们要努力来奔赴，骊英有知，应当可以瞑目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