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庵云：“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在家，六十不应出游……”我以三十未娶，四十未仕之身，从今起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倒要闲云野鹤似的，到处漫游。我的弟兄朋友，就为我“六十以后”的日子发愁，但我还觉得很有把握。我们大家庭里女权很盛；我的亲侄女，截至今日止，已有七个之多。堂的、表的、更是不计其数。只要这些小妇人，二十年后，仍是像今天这样的爱她们的“大伯伯”，则我在每家住上十天，一年三百六十天，也还容易度过。再不然，我去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来接代传宗，分忧解愠，也是一件极可能的事——只愁我活不到六十岁！

    以上把我“终身大事”，安排完毕，作者心安理得，读者也不必“替古人担忧”——如今再说我写这本小书的经过：廿九年冬，我初到重庆，《星期评论》向我索稿，我一时高兴，写了一篇来对付朋友，后来写滑了手，便连续写了下去，到了《星期评论》停刊，就没有再写。今年春天，“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经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

    这里，我还要感谢一个小女人，我的侄女，萱。若没有她替去了我这单身汉的许多“家务”，则后面的七段，我纵然“呕尽心血”，也是写不出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生活导报周刊》１９４３年９月１９日第４１期，署名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