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实在的蒋琬与费祎。

    杨仪的削职流放，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野心所致。他率领北征大军回到成都后，颇为自负，满以为朝廷必会对自己委以重任，不料受到重用的却是蒋琬，自己只不过被任为中军师。从此以后，他愤懑不已，怨言频发，更不时露出不轨的企图，因此蜀廷才先发制人，断然将其削去官职，放逐到汉嘉。

    这是孔明死后成都发生的最大事件。无论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家庭，支柱倒塌必会导致内争发生，这类事件蜀国自然也不例外。

    却说蒋琬回成都之后，先被任为尚书，负责处理一切国事。他兢兢业业，处事得当，人们评论他道：“此人虽然才不出众，但升官之后并不傲慢张狂，举止一如往常，实为难得。”

    看来孔明生前之所以举荐他，或许也是欣赏他这没有特色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尚书令，其原职由费祎继任。蜀廷还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统汉中军务。

    蜀国的北征人马虽已大部撤回，但汉中依然是重要的前卫基地，因此仍有大量兵力在此驻守。吴懿前去汉中，自然是为了整固这个前卫基地的防守。

    这个时期，本为同盟的吴国，出现了改变国策的迹象。随着孔明死讯的传来，吴国对蜀国的觊觎之心变得更为露骨。

    “如今若不及时援救蜀国，魏国势必会将蜀国一举吞并。”

    吴国打着道貌岸然的幌子，调动数万兵马，开到了蜀吴边境的巴丘。面对这支声势浩大的“援军”，蜀国一边立即派出大军，对其摆出对峙阵势，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感谢贵国好意相助，所幸敝国此地并无危险，贵军还是请回吧。”

    吴国眼见趁火打劫无法得手，不久也只能怏怏然将人马自国境撤了回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国改元为延熙元年。

    这一年，蒋琬发动讨魏大军，首先来到汉中，暗中窥测魏军动向。

    虽然孔明已经亡故，但蜀汉的诸多老臣，仍未忘记当年跟随刘玄德立下的“振兴汉室”誓言。

    蒋琬因深知当年粮道不畅给孔明带来的困扰，故建议此次改由水路发兵攻魏。但蜀廷之上有人反对说：“利用北流之水发兵，进攻固然便捷，然而一旦到了撤兵时，必会遭遇逆流而上的艰难。”

    蒋琬的提议终于未被采纳。此次廷议不仅否决了他的作战计划，也显现出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应该坚持防守？抑或主动进攻？”几年之间，蜀国朝臣们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此时已经不堪一击，遂命曹爽为统帅，引领数十万人马离开长安，期望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一举突入觊觎已久的汉中。

    然而，蜀军并未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反而在途中主动伏击，使魏军顿时陷入了被动苦战之中。

    由于费祎的援军及时赶到，加之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地区兵力充沛，蜀军不久便在各处利用险峻地势痛击来敌，将魏军打得狼狈不堪。

    “不好！看来蜀军还能按照孔明的策略作战。”

    曹爽无法破敌，只得领兵退回了长安。

    翌年，蜀国大司马蒋琬亡故。

    犹如转瞬即逝的拂晓晨星一般，蜀国的良将就这样一个个悄然而去，仿佛茫茫苍穹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每使得蜀国流年不利。

    蒋琬虽然最终未能成为蜀国丞相，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恪守孔明遗嘱的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故去了。董允是仅次于蒋琬的重臣，以刚直不阿著称，他的离去，比蒋琬更令人惋惜。

    随着这二人的死去，另一股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