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在世时，曾经恳切地对姜维说过：“我深知自己哪怕再有作为，也远远不及故去的丞相。一想到丞相那样非凡的英才尚且未能平定天下，就不能不痛感我等平庸之辈又能有何作为。看来自己力所能及的，只是守住疆土，整肃法令，使国内安定，国家富强而已。至于对外征战、一统天下的功业，唯有期待日后由如同孔明丞相那样的贤人来达成。以侥幸之心贸然与强敌一决胜败的战法，我等必须极其慎重，绝不可轻易采用。”

    这番话可谓推心置腹，句句都是金玉良言，然而姜维始终不忘自己的远大抱负，一直坚持对外积极进攻。

    若要论及主战与主降孰是孰非，后人似乎大都认同谯周最后对后主的那番劝谏。

    若从史诗的角度回顾蜀国走过的四十三年，姜维的澎湃激情仍可视为一段灿烂的华章。他作为一员武将，不堪长期忍受屈辱，奋起反抗魏将钟会，最终被其逮捕，与妻儿族人一同被斩首。似乎命中早已注定，他的热血最后必会染在魏国的刀刃上。

    据魏军占领成都后蜀朝交与邓艾的人口资产文簿记载：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带甲武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

    在册资产如此之丰，其余珠宝财富可想而知。

    然而蜀国的国力相当疲弊，军队将士的斗志也已不可与孔明在世时同日而语。昔日受人山呼万岁的后主，不得不率百官出城跪于魏军营门前，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任何国家一旦覆亡，其凄楚景象令人不堪忍睹。

    若论招致蜀国覆灭的原因，似可举出以下几点：后主刘禅的愚昧懦弱，杨仪的削职去官，董允、蒋琬的相继去世，费祎的飞来横祸。凡此种种原因叠加起来，便最终造成了蜀国不可逆转的命运。

    到了蜀国末期，后主的亲政与宦官黄皓的专横，使本已每况愈下的朝政雪上加霜。大凡王朝到了行将灭亡的末期，均会出现宦官干政，以及随之而生的暴政苛役、廷臣内斗、骄奢淫逸等现象。蜀国行将崩溃的末期，自然无法超脱其外。

    而最为削弱蜀国战力的，乃是蜀中学者思想的分裂。尽管孔明制定了通过三国鼎立走向一统天下的国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丝毫不感兴趣，生发出一种代表了一股厌战、反战的思潮。

    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