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莘田先生于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逝世了，对于他的老朋友们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罗先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关于这一点，自有他的同行们来论述，我是摸不着边的。我只在遇到会说不会写的字句的时候，才向他请教。有时谈到歌曲，也向他请教些声韵和声乐，但是现在连这一点也不记得了。

    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很好，很热情，很诚恳的朋友。他把你当作朋友以后，他从不忘记你，他从各方面关心你；你有了过失，他也不放过你，他一面耐心地劝告你，一面严厉地指责你。反过来说，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这样地对待他。

    他又是一个很天真，很正直，富于正义感的人。旧政权旧社会的人物，使他常常感到愤懑，感到格格不入。解放后，他心情舒畅了，他找到了他的心悦诚服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他向党靠拢，接受党的领导，事无巨细，都向党坦白商量。他渴愿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党的领导下，尽着自己一切的力量。

    １９５２年我们从国外回来，他来看我们，我们觉得他比从前衰老得多，头发都斑白了！他又兴奋又难过地说：“你看我们祖国整个变了样了吧？现在大家加紧学习，加紧改造，好在建设祖国上多加一把劲，你们看我身体这样赶不上，叫人着急不着急？”

    罗先生是个能苦干、大干的人，但是这些年来，高血压的病，一直紧紧地缠住他，因此他更加性急，更加失眠。他也试着听医生的话，清汤淡饭，休息疗养，一方面力疾从公，并且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他不能参观旅行，不能坚持写作，不能坚持开会……八年之中，进了八次医院。我们每次去看望他，都看到他的痛苦和矛盾——病使他痛苦；看着周围万马奔腾的现象，而他的病躯限制住了他的愿望和努力，又使他矛盾。他的痛苦和矛盾，都从他的抑郁急躁的词色中喷溢了出来，但是我们只能勉强劝慰罢了。

    人一过了中年，能在一起话旧的朋友，总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这原也是个“必然性”，但是事到临头，却又忍不住有很深的伤感。一个多月以前，我在莫斯科，郑振铎先生的噩耗传来，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回来不久，只在北京医院中，和罗先生有过一次短短的谈话，他就又弃我们而去！看到朋友，想到自己，我并没有像罗先生那种的麻烦的病，而是我自己的懒惰拖沓的思想习惯，在限制着我的进步。我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以朋友的遗憾来鞭策自己，认真地努力工作，使自己回忆到这些朋友时，不至于感到有无穷的惭愧！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