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我应该提到一位精于活跃的女作家松冈洋子。我没有去拜访她，我同她说过：

    “我没有法子到你家去拜访，因为你整天呆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办公室里！”她也爽朗地大笑起来。她是去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之一员，去年在中国，今年在日本，我们混得很熟。在我们谈得很热烈的时候，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同她讲中国话，我自己好笑，她也好笑，但都觉得这是一种衷心亲切的表现。她就像我们的家人姐妹，常常在深夜或是清晨来到我们的住处，谈些会务也谈些思想问题。她说：“在中国，我学到许多极好的名词，比方说‘反面教员’……”在我们离开东京之前，她终于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会到她的母亲，她的姐妹。我们谈到东京会议对于日本作家的良好影响，谈到将来的工作，同时也敦劝她在紧张的工作中要注意休息，她的一家人还为此而感谢我们，我们度过了一个极其温暖的夜晚。在我们动身回国的时候，在羽田机场上，我握着她的手，问：“在中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替你效劳的？”她立刻说：“没有别的，请你给我寄一本英译的毛主席着作《矛盾论》，我想好好地学习一下。”这位优秀的评论家，是在多么严肃地考虑问题呵！

    芦田高子，是我们在金泽会到的一位写短歌的女诗人。其实我在内滩农民对美军打靶场斗争的明信片后面，早已看到她写的短歌和她的名字了。这位健硕爽朗，热情洋溢的诗人，陪我们到内滩去访问，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内滩妇女斗争的英勇事迹，谈得滔滔不绝。她是金泽人，内滩人民特别是妇女们的反美爱国的斗争，使她受了极大的感动，她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以她的短歌像匕首一般地做她自己斗争的武器，支持鼓舞着斗争的群众。我们离开金泽的前夕，她主持一个业余作家的座谈会，同我们谈文学创作问题直到深夜，第二天还到车站来送行。我们紧紧地握手不舍，从她热烘烘的，不断地写短歌的右手里，我感到英勇的内滩人民的力量。

    我所会到的日本女作家，还有好几位，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见到的有工人出身的女诗人松田解子；我的老朋友佐多稻子；《火凤凰》的作者中本高子，以后在东京、在镰仓我们还有过几次很深切的谈话；《二十四只眼睛》的作者壶井荣，久病初愈，也终于来到了我们离开日本之前的辞别会。我们中间的谈话都是兴奋而热烈的，我对于日本作家坚强地参加日本人民反美爱国的斗争，表示衷心的敬佩。她们对于中国人民和作家对于日本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无限的感谢。谈到深切的地方，彼此眼里都有泪痕，但是我们的眼泪是乐观的，快乐的眼泪，敌忾同仇的战斗友谊，使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年轻的作家有吉佐和子，是我们在开会前夕的欢迎酒会上就见到的。她一直以最恳挚的态度，表示想到中国来看看。

    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候，她正在美国，但是她说就在那时候引起了她的爱国的民族的激感。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们在镰仓的一所幽静的别墅里的五小时的谈话。巨扇的玻璃门外下着很大的春雨，落花满地，浓绿的枝叶上滴沥着沉重的雨声……她谈到她的短篇小说《半醉》——是描写原子弹受害者的故事的——的时候，她的眼泪涌上来了。她说：“美国人尽管在广岛盖了许多房子，也抹不掉日本人民心上的创痕，日本人民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的！”

    这篇文章应该结束了，我心里的话和忆起的事实都是写不完的。在一片兴奋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三岛一先生的话，在我们建国十周年庆祝的第二天，他邀我到北京饭店去喝茶，他笑着说：“你们中国放焰火的法子和日本不一样，是一排一排地放的，照耀得大地通明！我脑中的光明的印象，强烈得使我睡不着觉！”日本的女作家们，对于我，也像一排一排地放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