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天气非常闷热，我们经过几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跋涉，来到了法拉沙人的一个村子。我急于休息一会儿，就想去找个凉爽清静的地方。在一片隔离出来的草地中央，我偶然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仿佛是好心人放在那里的，为的是让疲惫者在那里独坐休息。我用长矛很容易地拨开了带荆棘的栅栏，正要坐到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连忙退了回来。

    我暗自希望斯特恩会因为擅闯圣所而受到应有惩罚。但同时，我也禁不住对他心生感激，因为他使我注意到了法拉沙人献燔祭的方式。这条线索很值得跟踪下去，因为它可能提供另一条线索，指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其宗教主体人群分离的日期。

    我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去研究《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燔祭仪式这个晦涩课题。

    从学术资料的迷雾中最终呈现出来的那幅图景说明：燔祭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俗，起初只是一种对上帝的简单供奉，任何人（僧俗均可）在任何设有当地圣所的地方都可以举行。但是，公元前1250年犹太人逃出埃及之后，这种相对不太规则的状况就开始有了转变。希伯来人在西奈荒野流浪期间制造了约柜，并把它罩在一个可以携带的帐篷（或叫quot;会幕quot;，tabernate，即可携带的神龛）下面。从此以后，所有的献祭都在这个会幕的门前举行，任何违背这条新律者都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见《旧约·利未记》第17章第8-9节——译者注）

    但我了解到，这条禁令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绝对。这条律令的要点，并不是要无条件地禁止一切在本地圣所举行的燔祭，而是要确保燔祭只在作为中心的民族祭祀地（如果存在这种地方的话）进行。在荒野上，罩着约柜的会幕就是这样的祭祀中心。

    后来，从大约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以色列的夏伊洛建造了民族的祭祀圣所，它就成了新的燔祭中心。不过，有意义的是，在几个政治动荡时期，夏伊洛曾被放弃。在这些时期中，希伯来人被再度允许在本地圣所进行燔祭。

    到公元前950年前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作为民族宗教中心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夏伊洛。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本地进行的燔祭还是时时出现，在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居住的犹太人当中，尤其如此。实际上，直到约西亚国王时期（公元前640年一公元前609年），才开始严格贯彻一条总禁令，禁止在圣殿以外举行一切形式的潘祭。

    这条禁令实施得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公元前587年尼布甲尼撒摧毁那座圣殿后的10年里，犹太人都似乎没有打算在其他地方进行燔祭。在没有了民族祭祀中心的情况下，恢复在本地圣所潘祭的早期传统，这种打算似乎被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很简单，没有了圣殿，便没有了燔祭。

    犹太人结束了在巴比伦的流亡以后，便在耶路撒冷建起了第二座圣殿，在它的区域内又恢复了燔祭的传统，同时，本地圣所的燔祭活动再次被严禁，禁令似乎得到了严格的服从。

    这种仅在民族祭祀中心举行燔祭的制度，从公元前520年第二座圣殿建成后被确立下来，直到公元70年第二座圣殿被罗马皇帝提图斯夷为平地为止。犹太人再没有建造第三座圣殿的打算了，只有一批批信奉千禧年的人群怀着梦想，企盼着quot;救世主再度临世quot;的梦想成真。结果，从公元70年起，犹太人就禁止了在其他地点进行的燔祭。法拉沙人是这条禁律的惟一例外。

    不仅如此，斯特恩的叙述还指出：19世纪他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教时，他们在自己的所有圣所举行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