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北京晚报》上，有一段很动人的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说的是北京崇文区东唐洗泊街五号，周同山、同庆、同来、同贺、同义五个兄妹，在失去父母之后，如何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的故事。这个报道出来，全北京轰动了。五个孤儿的门槛，几乎被更多的、要在他们身上尽上一份心的人们踏破了！紧接着，一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又登了一段《孤儿不孤》的报道和一段《编后感》。随着《人民日报》的全国飞速的投递，全国也轰动了。来自全国的邮件：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东唐洗泊街五个孤儿的住处。这些信件和赠品，有从新疆高原来的，有从福建前线来的，有从陕西、甘肃、吉林、江西、广东……来的。寄信的有的是工人，有的是战士，有的是干部……更多的是和孤儿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少年儿童。

    这些信，每封都充满了鼓励安慰，充满了热情与爱。每一封大人写的信，都有一段自己过去的痛苦的历史，而大人和儿童的许许多多的信里，又同样地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对我们自己的党和政府，有着沦肌浃髓的感激和爱戴。这些信件，这些赠品，这些登门造访伸出热情帮助之手的群众，使得这几个孤儿，就像突然被卷到暖流的漩涡里一般，惊喜得眼花缭乱。怪不得当我们约他们星期天来玩的时候，他们笑嘻嘻的脸上，显出怪难为情的样子，说：“我们星期天更是走不开的。有许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还有许多小朋友来帮助我们学习，搞家务，此外，还有许多来信我们要回复呢！”

    像《孤儿不孤》这样的事，在解放以后，本来不是太稀奇的。在我们的新社会里，这种助人为乐的新风尚，可以说是天天在发生，处处在发生。北京东唐洗泊街的五个孤儿为什么一时成了全国关怀的中心？那是因为这件事在北京和全国性的报纸上登载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都有自己苦难的过去，现在忆苦思甜，在感激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政府的激动心情之下，都想在这几个孤儿身上，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总在想，我们新社会里的许许多多新人新事，就好像一座百花盛开的花园。人们走进园来，目不暇给地看到一大片的纷华绚烂，只在其中有两个人在某一种花卉旁边停留下来，惊奇地赞赏的时候，四周才围上一大群人来仔细地观看评论，又把这种花卉的特点宣传开去，此后它便成了广大群众注意的中心。《孤儿不孤》这朵花，也是由两位《北京晚报》的记者首先发现的。他们从一篇表扬北京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助人为乐的来稿中得到的原始材料。一件好人好事的刨根问底，就会牵引出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来。我们这个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多么丰富多宝的矿藏呵！

    我们就从“矿苗”拜访起，见到了磁器口服务站长陈玉珍。

    这位满面春风的中年妇女，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她一面让我们坐下，一面笑说，“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话还得从头说起。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带那五个孩子来做棉衣的时候，我不在站里，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去了，是管裁剪的刘大妈接的活。回来听我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的。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人们都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为了省下几尺布，我把自己的一件汗衫给孩子做了棉衣里子。我们站里的沙秀琴、薛美廉、李佩云她们，说是有了棉衣还应当有棉鞋才好，她们又给孩子们拿来了几双棉鞋。孩子们来取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