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真的惊慌了，也许家里其他的人没有和她分忧；因此，对大人们的同情绝望了以后，她来寻求我幼稚的支持。她问：“你好不好给你父亲写封信，报告他俄罗斯人要来侵犯的事情呢？”

    这封携带着母亲忧虑的消息的信，是我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我毫不晓得一封信应该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我去找玛哈南达，他是管产业的文书。信上一切称呼的规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情感上逃不出和管产业的文书文字分不开的陈腐气息。

    我收到一封回信。父亲叫我不要害怕；如果俄罗斯人来了，他会亲自把他们赶走。这个充满信心的保证，似乎没有解除母亲忧虑的效果，但却把我从对父亲的陌生中解放出来了。

    从那时起我要每天给父亲写一封信，也就每天去麻烦玛哈南达。他受不了我的纠缠，就拟出信稿叫我去抄。但是我不知道寄信是要付邮资的，我总以为只要把信交在玛哈南达的手里就会到达，也不必再担心了。我不需要说，因为玛哈南达比我大得多，这些信从来没有达到喜马拉雅山顶上去。

    在父亲出外很久之后，就是只回来几天，整个家庭都载满了他在家的重量。我们会看见大人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规矩地穿上他们的长袍，以拘谨的步法和严肃的姿态走进他屋里，谁要是嘴里正嚼着“班”，也先把它吐掉。每个人都是小心翼翼地。母亲亲自去监督烹调，为的使每样菜都合口味。那个执职杖的老克努，穿着白制服，裹上有顶饰的头巾，守在父亲的门口，总是警告我们，在父亲午睡的时间，不要在他房前的凉台上吵闹。我们要轻轻地走过，低声地说话，也不敢往屋里窥视。

    有一个节期，父亲回来给我们三人行授予圣线①的仪式。

    在瓦当塔瓦吉施先生的帮助下，他收集了些《吠陀经》的旧礼节作为行礼之用。有好几天我们学习以正确的发音来朗诵《奥义书》的选句，父亲安排我们，在“婆罗摩正法”的名下，和毕茶拉姆先生一同坐在经堂里。最后我们剃光了头、戴上金耳环，我们三个小婆罗门在三层楼的一处，进行了三天的灵修。

    这真是好玩极了。那耳环使我们彼此揪起耳朵来的时候，有个很方便的把柄。在一间屋子里，我们发现一面小鼓；我们拿着这鼓出来站在凉台上，看见哪一个仆人从下面走过，我们就敲起鼓来。这就使他抬头来看，立刻就又掉转眼睛赶快地缩了回去②。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说这灵修的三天，是在苦行的默想中度过的。

    但是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男孩，在古时候的隐士中并不罕见。如果在古老的经文上说，十岁或是十一岁的舍罗堕陀或是舍楞伽罗婆③用了整个童年时期来供奉和讽诵曼荼罗经。对于这话，我们也不必勉强地予以毫无疑问的信仰；因①②③《沙恭达罗》中沙恭达罗义父干婆的两个徒弟。

    授圣线仪式未完成时，非婆罗门若看一眼受仪人，就被认为有罪。

    所谓圣线是一根白线，只有高等种姓的人才能挂。

    为“男孩天性”这本书是比经文更古老更真实的。

    在我们正式成了婆罗门教徒以后，我就很喜欢念诵《伽耶特里》，①我总是专心致志地来思索它。它决不是一本我在那种年纪所能完全理解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我做着怎样的努力，先祈求“地·天空·天”的帮助，来扩大我的自觉。

    我是怎么感觉或是怎么想的，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弄清字义，不是人类的理解力的最重要的作用。

    教学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字义，而是去叩心门。如果问一个孩子，在叩门声中，他心里有什么被叫醒了，他也许会说些很傻里傻气的话。因为在心里发生的事情，比他能用言语表达的巨大得多。那些把希望钉在大学考试上，把它当作教育效果的考验的人，是不重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