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负责一个政治协会，老拉吉那拉因·鲍斯是这协会的主席。他们在加尔各答一条偏僻街上的一所破房子里开会。会议进行是包藏在神秘之中的。这神秘就是唯一使人敬畏之处，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议论或行为并没有使政府或人民感到可怕的地方。我们家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下午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我们的前门是锁上的，会议室是黑暗的，口令是一句《吠陀》经文，我们谈话是低声的。光是这些就足够使我们激动，我们不需要别的。虽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是一个会员。我们用这种纯粹狂乱的气①莱顿（１８３１—１８９１），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的印度总督。——译者氛把自己包围起来，使得我们永远像驾着热情的翅膀，高举腾空。我们没有害羞、胆怯和恐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在我们自己热情的热气中取暖。

    勇敢也许有时有它的缺点，但是它永远坚牢地保持着人类对它的尊敬。在所有国家的文学里，我们看到一种不懈的努力使这个尊敬生气勃勃。因此不管在什么形势之下，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特殊一派的人，他们是不能逃过这刺激的震动的不断冲击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尽可能顺应这种震动，让我们的想象奔放，聚在一起来高谈阔论，热烈地歌唱。

    如果把一个人的天性中那种根深蒂固、而且被他所珍贵的才能的所有出口都闭上，所有通路都堵上的话，无疑地会造出一个有利于堕落活动的不自然的状况。在英帝国政府的广大计划中只打开通向牧师就业的一条路，这是不够的——如果不给冒险的勇敢留个出路的话，人的灵魂定会切望着解放，而要寻觅秘密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其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坚决相信，如果在那些日子，政府显示出从疑虑产生的威吓的话，那么这个协会的年轻会员正在表演着的喜剧，可能变成一出严酷的悲剧。这出戏，无论如何已经演过了，连威廉堡的一块砖也没有受过损害，我们现在想到这段往事，也只有微笑。

    我的哥哥乔提任德拉开始忙着为全印度设计服装，把种种不同的图样提到协会里去。外褂是不切实用的，裤子又太洋派；因此他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就是把外褂改坏了一些又没有把裤子改好：这就是说在裤子的前后，加上一条像外褂的褶子一样的装饰品。那顶可怕的头巾和太阳帽的混合物，连我们最热心的会员也没有胆子把它叫做装饰。没有一个具有普通勇气的人敢于这样做，而我的哥哥昂然不惧地在大白天穿上这全套服装，在一天的下午从家里走到门外等着的马车上去，对于亲戚、朋友、门丁和马车夫的瞪视，一概置之不理。可能有许多勇敢的印度人，随时准备着为国捐躯，但是我确信很少人肯穿上这种泛印度的服装，面对着通衢闹市，即使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每一个星期天，我哥哥都召集一个“狩猎”会。许多不请自来的参加者，我们连认都不认得。这里面有木匠、铁匠，还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在这“狩猎”会里只短了流血，至少我记不起有这种事件。它的其他附属物都是那样丰富那样合意，使我们感到没有伤亡是无关紧要的。在我们清早出去的时候，嫂嫂就给我们准备油炸薄饼和配菜；因为这些并不必靠我们打猎的运气，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空着肚子回去。

    玛尼克土拉郊区有不少别墅。最后我们总是跑到任一个别墅里去，不分贵贱地坐在池塘边浴场台阶上，大家恣情地狂啖着薄饼，所剩下的只有盛饼的碗盘。

    卜拉遮先生是最热心的、不流血的猎人之一，他是市立学校的主任，曾做过我们的家庭教师。有一天他想出一个好玩的诡计，来蒙骗那座我们闯进去的别墅的园丁，他说：“喂，我叔叔最近来过吗？。”这园丁赶紧恭敬地行礼，一面说：“没有，先生，老爷最近没有来过。”“好吧，给我摘下几颗绿椰子吧。”这一天我们吃过薄饼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