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斗想要挣扎醒来一样，那个沉陷的内在的我也是这样地挣扎着，要从它的错综复杂中解脱到空旷处来。这些歌就是那斗争的历史。诗和一切创造品一样，有个力量的对立。如果分歧太大了，或是统一太密了，我觉得就没有诗了。当不调和的痛苦，努力求得调和而表达着它的决心的时候，诗就像吹过笛子一样，奔放而成为音乐。

    当《晚歌集》诞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鼓乐的祝贺，但它们也不缺少爱慕者。我在别的文章上提到过这个故事，就是在拉米施·昌德拉·杜特先生长女的婚礼会上，班吉姆先生站在门边，主人照例地以花环来欢迎她。当我走上去的时候，班吉姆先生热情地把花环套在我的颈上，说：“这个花环送给他吧，拉米施；你没读过他的《晚歌集》吗？”当杜特先生说他还没看过的时候，班吉姆先生所表现的关于其中几首的意见的神气，充分地奖励了我。

    《晚歌集》替我求得一位朋友，他的赞赏像太阳的光辉刺激并引导了我的初茁的努力的新芽。这位朋友是普莱雅那德·辛先生。在这以前，《破碎的心》使他对我完全失望。我用《晚歌集》把他夺了回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七海①中熟练的舵手。几乎在一切语言上，印度的或是外国的文学的大小路线，他都是常常走过的。同他谈话就会得到思想世界中最偏僻处的景物的一瞥。这对于我是有最大的价值的。

    他能以最充足的信心来说出他的文学观点，因为他不依靠他的无助的嗜好来影响他的好恶。他的这种权威性的批评对我的帮助是说不尽的。我对他念出我所写的一切的诗，若没有他的识别欣赏的及时甘雨，那么我很难说我的早期耕耘能否得到那样的收获。

    ①印度童话和民间故事都说，世上有七个海和十三条江。——译者我在河畔的时候也写了一些散文，没有什么固定的题目和计划，只是在一种童子扑蝶的心情下写的。当心里的春天来了，五色的倏忽的幻想产生了，在心里乱飞，这在平常是不注意的。在我悠闲的那些日子，也许是一时高兴，要把来到我心里的幻想收聚起来。或是它是解放的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挺起胸来决定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写什么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写的人是我，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满足了。以后我在《杂题》的书名下把这些散文发表了，但是它们和初版一同夭折，在再版中没有得到新的生命。

    在这时候，我记得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叫做《少夫人市场》。

    我们在河畔住了些日子以后，我哥哥乔提任德拉住进加尔各答的苏达街靠近博物馆的一所房子里。我还是和他住在一起。当我在这房子里把小说和《晚歌集》写下去的时候，一个重大的革命在我心里发生。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的乔拉桑科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的魅力。连毗连的墙壁都美丽地放光。在这个日常世界中揭开了平凡的盖子，我想，是不是暮色中有什么魔术使它这样呢？决不是的！

    我立刻能够看出这是夜晚的效果照到我的心上，它的光影把“我”湮没了。当“我”在白日的强光中奔腾的时候，我所知所觉都和它混在一起，被它藏过了。现在这个“我”被放在背景里去，我就能看到世界的真实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不平凡的，它充满着美和欢乐。

    从这次经验以后，我屡次试验故意地压抑我的“我”，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观看世界的效果，我的努力总会得到一种特别愉快的报酬。我记得我也试着向一位亲戚解释怎样去看世界的真面目，以及在这幻象之后的，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负担怎样地随之减轻；但是，我相信我的解释没有成功。

    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

    从我们苏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