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让我死了,给周总理他老人家补上几年寿,就是大家的造化了!”说着就慢慢地一个人往副食品商店的方向走去。她从来就不是这样走不动路的样子,我们站着望着她的背影,呆了半天。我和小彤姐姐到了学校。今天校园里静极了,听不见一点奔走欢笑的声音!我进到课堂,同学们已都来了,三三五五地伏在书桌上,悄悄地谈着话。我一坐下,他们就纷纷地轻轻地对我说:“张宇,你知道吧?周总理逝世了!”这时王老师进来了,我们赶紧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王老师用含泪的爱抚的目光望着我们,仿佛是表扬我们今天的课堂秩序很好。她没有开口。我想,她若是开口,她一定会在我们面前哭出来……晚上,爸爸从西郊回来了,脸色阴沉得可怕。这时妈妈正从墙上把我们全家合影的像片取了下来,换上了周爷爷的像片,又拿出三条黑纱,给她自己和我都戴上了,又递一条给爸爸。爸爸苦笑着说:“我也只能在家里戴,在我们大学里是不许戴的。”妈妈看着爸爸大声说:“为什么?谁不许戴?要我是你,我就戴着去!”爸爸望着妈妈,半天没有说话。妈妈叹了一口气,就拿起剪子来做白花。
屋里空气沉闷得难受,我就跑到对门小彤姐姐家去。李伯伯已从厂里回来了,他气腾腾地正和李奶奶说些什么。他们家里的墙上,已经挂上了一张很大的周爷爷的像片,像片上还搭着打着花结的黑纱带。小彤姐姐从厨房里招手叫我,说:“小宇,你也带了黑纱了,白花做了没有?”我说:“妈妈正在做呢……爸爸说他们大学里不准他们戴,你说奇怪不奇怪?”小彤姐姐低声说:“你没看见我爸爸生气吗?他们厂里不让工人开追悼会,也说是上头不许,他们正在抗议呢!”她说着就叫:“爸爸、奶奶吃饭啦,都来吧。”小彤姐姐十岁就没有妈妈,是跟奶奶长大的。我妈妈总夸她能干,学习,家务,样样来得。
一月十日这一天,妈妈是半夜两点钟才回来的,妈妈说她和她们纸花厂的工人阿姨们,都是一边扎着花圈和纸花,一边流着眼泪,所有的纸花,几乎都被泪水浇了一遍。后来妈妈提议说:今天是大家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让我们都到北京医院去吧。过了今天就再也看不见周总理的慈容了。她们下了班,连饭也没有吃,就赶去了。可是北京医院门前的路灯下,已经站满了要求最后看一次周总理面容的人们,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向大家婉转地劝阻,要求的人和劝阻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后妈妈说:“我们明天再去试试吧!”
一月十一日中午,我们匆匆地吃过午饭,爸爸、妈妈带着我;李奶奶、李伯伯带着小彤姐姐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去了。我抬头一看,从北京饭店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下去,这十里长的长安街,望不到头地肃立着好几层的人墙!
这密密层层的几十万人砌成的人墙,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凛冽的北风之中,几十万双酸酸的眼睛,一齐对着南面有市委大楼的那条直街凝望……时间过的真慢呀,背后的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缩起了脖子,妈妈从后面给我把棉猴的帽子戴上去。李奶奶站得腿酸了,就跑到人墙后面的槐树边靠一会,但不久她又赶紧回来站着。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正在轻轻地跺着我的冻麻了的双脚,忽然觉得妈妈在捏着我的肩头。抬头一看,周爷爷的灵车过来了!在几辆轿车缓缓开过之后,一辆四周挂着黑黄两色挂幛,上面放着一朵极大的黑花的大灵车缓缓地开过来了!这时,仿佛有一“声”无声的号令似的,这几道望不见边的几层人墙,男、女、老、幼,一时都挺直身子,摘下了帽子和头巾——我也连忙把头上的棉帽子推到后边去——几十万人都忍不住哭出声来,但也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冰冷的泪水,只怕在擦眼泪的几秒钟之间,就把能看到周爷爷的灵车的最后的最宝贵的时间错过了。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