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吃。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贱职’啊，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这时候我母亲就给我带一块贴饼子在身边。我也不肯多拿，家里还不够吃呢！有一次我把这块贵重的贴饼子，紧紧地掖在大褂的宽带里，没想到在路上丢了！晚上回来，母亲问我‘一块贴饼子够不够？’当我低着头告诉她我把饼丢了的时候，她就哭了。她不但心疼这块饼，她也心疼我呵！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投奔在天津的舅舅，给这个作坊送了一个又大又轻的‘蒲包’，就算是送礼吧，其实他也买不起什么‘重礼’，这蒲包里只是一两斤的‘排叉儿’——就是一种油炸的面片。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随手一抹就是一摊血。天气暖一点到地上睡吧，一下雨，门前就是一条河！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回到北京，我又上崇文门外金聚织布厂去当学徒。到了第二个年底，我学会织简单的白布了。照规矩，这工厂从旧历腊月二十六到新年正月初五，是放十天假的。我们学徒们还说放了假要到天桥去逛逛呢，没想到就在二十五这天夜里，工厂着火了！从机器房跑过来，我猛然想起要进屋去抢铺盖，那门已经拉不开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这工厂是在二、八月才需要人，到了冬、夏天就‘散’人，因为那时节生意萧条，布卖不出去。要不说‘资本家吃徒弟’呢！我想我已经长大了点，不如找个‘买卖地’，免得老失业。十七岁上，我就去找在延寿寺裕兴烟卷公司当伙计的哥哥介绍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本来在我耳中听着他的话，笔下记着他的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有向我涌来的一阵阵的海潮音。这海潮音里有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也有张师傅自己讲过的话，还有那些青年人的来信里的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的话。二十多年来，他腰板挺直地以新社会主人翁、人民的售货员的身份，站了革命的柜台，接待了近二百万个顾客。他以充满着热烈亲切的阶级感情的言语和行动，使得顾客们一进商店就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干社会主义越干越起劲。他以三尺的革命柜台，做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坛，使得没有尝到旧社会的苦的许多青年人，都心悦诚服地要拜他为师，要做他的革命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着作里，教导我们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