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爱文学，但也一心一意地想学医，从来没有想到要走上写作的道路。

    我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作的，先是作为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写些宣传文字，发表宣传文字，这时奔腾澎湃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我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处处都有使人窒息的社会问题。我开始写了一些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之类，用“冰心”的笔名发表了。后来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作下去，理科的功课拉下了许多，我就索性转了系，改学了文科。

    这以后不久，我又开始写《繁星》和《春水》，那是受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

    的影响，收集起我自己的“零碎的思想”，严格说来，那是不能算为“诗”的。

    我在大学毕业后，一九二三年到美国留学以前的几天，开始写了《寄小读者》，那本是准备给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朋友们看的。北京《晨报》的编辑先生建议把它在“儿童世界”

    栏内，陆续发表。我比较喜爱散文这个文学形式，书信尤其是散文中最活泼自由之一种。我也喜欢小孩子。这就是我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写《寄小读者》，从一九五八年又写《再寄小读者》和一九七八年又写《三寄小读者》的原因。

    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都因为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对于自己周围的内忧外患，既感到悲愤和不满，又看不到前途的希望与光明，这造成了我的作品日渐稀少的原因。

    一九五一年我回到了解放了的祖国，我看到了党领导下的朝气蓬勃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我感到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以后还未感到的自由和幸福。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有了走马看花的和工农接触、向工农学习的机会，这中间我还访问好几个友好国家和人民，关于这时期的见闻和感想，我都用散文写了下来。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也搁笔了十年之久。一九七六年九月，从写悼念毛主席文章开始，我又拿起笔来。粉碎了“四人帮”，给文艺工作者以第二次的解放。丙辰年清明的“四五”运动，又给我这个文艺老兵，以极大的鼓舞力量。我从来认为创作来源于生活，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同时创作必须从真挚的情感出发，抒真情，写实境，才能得到读者的同感与共鸣。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必须和前进中发展中的广大人民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广大人民之爱憎，成了自己的爱憎，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创作的视野，提高创作的境界，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我愿以此自勉，来赶上比我年轻的先进者们！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五日（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文学》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５日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