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话……”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讲过：在四十年代后期，莘田先生在美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就是讲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研究的工作。

    莘田先生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爱护自己的学生，尽管他自己对学生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却听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