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立足江东，不能单凭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处理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这一决定孙氏前途的关键问题上，光有武力的孙翊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的孙权才是最佳人选。

    汉末天下大乱，江东地区虽有刘繇、王朗这些朝廷牧守，但他们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东大族当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对王朗，不过是尽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当势力强大的孙策拥众南下时，江东大族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只是，依附问题关系到江东大族的前途去向，意义相当重大，在不能断定孙策能否保护其根本利益之时，江东大族是不会贸然投靠的。换言之，一旦孙策表现出足够的实力和能力，那么江东大族的倾心归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随着孙氏集团势力的逐步稳固和扩大，尤其在孙策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后，江东大族的猜疑之心渐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虽去，与孙氏集团全面携手的时机却还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时日。

    <er">二

    孙权时期：合作与打击。

    孙权统治时期，大致可以陆逊为相的赤乌七年（公元22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孙吴政权逐步实现了和江东大族的全面合作，后一阶段则是孙权对江东大族刻意防范和打击的时期。当江东大族势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也是孙权对江东大族防范和打击升级的开始，陆逊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孙权即位后，对江东大族以招抚为主。由于孙策掌权时已经对江东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态度，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孙权初即位时，“深险之地锋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孙权在张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亲信将领攻打吴郡、会稽、丹阳三郡的山越族，还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扩大统治基础。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人，也包括江东大族中人，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驼统、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人，均在此时进入孙氏统治集团。

    随着孙权对江东大族的倚重，迎来了孙氏集团和江东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标志就是吴地士人大量进入孙吴政府并分享最高层权力。在基层州郡，孙吴和曹魏一样，早在嘉禾年间（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设立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这一制度的设立，得利最大的当然是江东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国志·吴书·朱治传》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在中央政府，顾雍从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卒于任上，为相19年，陆逊则自夷陵之战后，屡迁为上大将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样，吴国的最高文职丞相，最高武职上大将军，两者均落入吴人之手，足以说明江东大族的势力至此已发展到极盛。

    在江东大族势力迅猛发展之际，危险也同时出现。孙权对江东大族的猜忌和怀疑日渐加深，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具体体现在暨艳案、吕壹事件和二宫之争这三件事上。暨艳案发生于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张温、暨艳是吴郡人，与顾、陆大姓关系密切，张温之妹就嫁给了顾雍子顾承。二人以“核选三署”为名，行“弹射百僚”之实，矛头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孙邵、太守王靖，这自然引起淮泗集团的强烈不满。

    孙权坚决站在淮泗集团一边，不顾骆统、陆瑁等人上疏求情，杀暨艳、废张温，此后张温一族也从吴国政治中消失。吕壹事件发生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这一次是孙权借校事吕壹之手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