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自己兵多将广，越是证明她在军事上纯属外行，并且这种外行的战略很快就将在战场上结出恶果。

    最后，武曌任命侄子武三思担任所谓的安抚大使，无非是希望他能借机分享战功，以此树立威望，捞取政治资本，为武周政权向第二代过渡做准备。这么做显然有任人唯亲，因私害公之嫌。更有甚者，在此后朝廷军连遭惨败的情况下，武曌又执迷不悟，一次次把庸懦无能的武家子弟派上战场。如此昏招频出，自然就决定了帝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兵折将的命运，同时也充分说明——武曌脑袋里只有政治和权谋，基本无视战争本身固有的规律。

    这一年八月末，唐军（为便于行文，仍称唐军，不称武周军队）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等部率先进抵硖石谷（今河北昌黎县北），遭遇契丹军队伏击，大败。稍后，诸军进至黄麞谷（昌黎县西北），再次落入敌人的口袋，张玄遇、麻仁节被生擒，唐军将士尸横遍野，几乎无人生还。契丹人缴获唐军大印，遂伪造军令，强迫张玄遇等人签署姓名，然后把命令送到唐军的后军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人手中，声称：“官军已大破叛贼，你们后方部队应火速跟进。倘若迁延观望，等到克复营州之日必定予以严惩，将领一律斩首，士卒不计战功。”燕匪石得令，赶紧昼夜兼程直奔营州，连停下来吃饭和睡觉都不敢，以至人困马乏，到了半途，又一次进入契丹军队的埋伏圈，终于全军覆没。

    北征军惨败的消息传回，举朝震恐。武曌更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窘迫。

    因为，此刻的武周王朝不仅无将可派，甚至已经无兵可征了。

    兵源的紧张源于府兵制的衰败。

    自从高宗即位以来，天下人口急剧增长，土地不敷分配，而且豪强大户兼并之风日益猖獗，导致大量农民无地可耕，只好四处流亡。到了武周时代，逃户现象越发严重，甚至发展到“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地步。众所周知，府兵制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如今土地匮乏，人口大量逃亡，府兵制自然遭到了沉重打击，所以一旦战事吃紧，必然出现无兵可征的局面。

    面对如此窘境，武曌只好颁布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诏书（武曌登基改名后，为避讳，改“诏”为“制”，本书依据行文习惯，仍称诏书）：“天下各州县囚犯以及官民家中奴仆，若有骁勇者，可由官府替其赎身，编入军队，以击契丹。”同时，再度任命她的一个族侄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卫大将军，出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军队二次北征。

    形势如此严峻，女皇照样把兵权牢牢抓在武家人手中，而且这个武攸宜又从没上过战场，毫无军事经验，这仗要怎么打？

    武皇如此不顾大局，实在是让朝野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年九月末，东突厥的默啜可汗突然派遣使臣来到洛阳，声称要当武皇的干儿子，又说要把一个女儿嫁给武周皇室，还说可以帮助武周攻打契丹。

    一贯穷凶极恶的突厥人，怎么会突然抛出这么大一根橄榄枝呢？

    其动机实在令人生疑。

    果不其然，默啜是有附加条件的——他要求武皇把当初内迁到河套及河南地区的降众归还突厥。

    贞观初年东突厥覆灭时，曾有大量人口归附唐朝，所以复国之后，突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不足。如今默啜可汗开出这个条件，对他来讲显然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此外，所谓的认干妈、嫁女儿其实都是障眼法，目的无非是为了麻痹武曌，以便他在武周与契丹的战争中混水摸鱼，趁火打劫。至于说攻打契丹，也不是因为默啜可汗有多仗义，而是因为他担心契丹坐大，日后变成他的劲敌，所以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帮武周灭了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