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他有志向、有韬略、有智慧、有才情，由这样一个儿子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承乾既然已经废了，由李泰来继任储君，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相信那些一贯坚持嫡长制的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与此同时，李世民也就此事对朝臣们进行了试探。但是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禇遂良等人却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事情顿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朝野上下的人们认定魏王李泰入主东宫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之时，晋王李治就像一匹政治黑马蓦然闯进人们的视野中；就在魏王李泰自认为一只脚已经迈进东宫的时候，晋王李治就像一颗从天而降的拦路石横亘在他的面前。

    看着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却居然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而面对这一两难局面，太宗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

    平心而论，李世民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立为太子。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

    而且，李治不适合当太子除了年纪太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开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六七岁的李治就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大喜，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

    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了。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旧唐书·高宗本纪》）。

    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然而，此“宠”非彼“宠”。李世民对李治的“深宠”充其量只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而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从李世民那里获得的，却是一个皇帝对储君和后备储君的赏识、器重和期望。

    前者关乎亲情，后者关乎政治。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

    而今，要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心他如何能下？

    李世民决定为李泰作最后的努力。

    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有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他这种情形，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打了一张悲情牌。

    他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

    可是，这些拥护晋王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