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