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留下的那道遗诏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惯用说辞之外，诏书中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最后一句——“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嗣皇帝对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的，应该听取天后的意见。

    这一方面固然是授权，可同时也对武后形成了双重限制：一，普通的行政权仍然在李哲和宰相手中，只有特殊的军国大事，武后才有发言权；二，只有当李哲碰到难以定夺的军国大事时，武后才有最终裁决权。

    面对这份授权与限制并存的遗诏，武后的心情自然是喜忧参半。

    不过，宰相裴炎很快就出面替武后打破了这个限制。十二月初七，也就是高宗驾崩的三天之后，裴炎就奏称：“由于太子尚未即位，所以没有资格发布诏敕，若遇紧急情况，应由天后发布政令，交与中书、门下两省施行。”

    武后笑了。

    如此一来她就大大突破了遗诏的限制，拥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权力。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皇帝，可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后手中。

    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后就必须归政于皇帝。

    除非武后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就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的时间里，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控制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把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时间异常紧迫，可武后还是以一副胸有成竹、举重若轻的姿态，不慌不忙地出手了。

    在短短二十天之间，武后一共完成了四项意义重大的政治举措：

    第一，安抚李唐宗室。十二月十七日，武后下令，将李唐宗室中一批“地尊望重”的亲王加封为一品大员：高祖诸子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另封太宗诸子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此举有效地安抚并拉拢了李唐皇族的大部分重要成员，让他们成了武后临朝的利益共享者，从而彻底麻痹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不但对随后的废黜中宗之举视若无睹，而且对即将降临他们头上的灭顶之灾也毫无察觉。

    第二，调整宰相班子。首先，把资深望重的老臣刘仁轨提升为从二品的左仆射，借此笼络其心；而在外示尊崇的同时，又任命他为西京留守，实际上就是把他闲置在长安，让他无法插手东都的政务。其次，将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几个新宰相转正，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成“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后，同意裴炎的要求，把他从门下省的侍中调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同时对宰相制度进行了一次配套改革，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

    这项改革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唐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众所周知，从贞观时代开始，唐朝的宰相制度就实行三省合议制，亦即中书省起草政令、门下省审核驳议、尚书省颁布施行。也就是说，唐朝所实行的是一种集体宰相制。然而就是从这次改革之后，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就被大大削弱了，掌握出旨权的中书省取得了一种独尊地位，原本属于“三省宰相联席会议”的政事堂，逐渐变成了中书令一人独大的“一言堂”，裴炎成了唯我独尊的首席宰相，不但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而且各台省官员要进入政事堂也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从此，唐朝三省合议的集体宰相制就名存实亡了。

    裴炎通过这次改革独揽了相权，这无疑是他前不久出面替武后打破权力限制的回报。说白了，这就是裴炎和武后之间的一场政治交易。而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