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那么这个“九年”就应该冠于毒酒事件之前，而不是放在毒酒事件之后。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

    其次，按记载，从六月初一的“太白经天”到六月四日的玄武门之变，其间连续发生了张亮事件、毒酒事件以及太子和齐王收买、陷害、斥逐、争夺秦王府文臣武将的一系列事件；而后又是乌城战报、齐王兼并秦王府将士、昆明池政变未遂等事件，继而才有秦王府一干心腹将吏力劝秦王动手的那一幕，最后才是玄武门的流血政变……在短短三四天之内居然发生了这么多重大事件，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

    无怪乎许多读者会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同时惊呼——这四天也太漫长了！

    在此，我们无意考证这么多事件确切的发生日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情节的紧凑，才把这么多事件集中放在了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之后的几天内。在此仅举一例：秦王府骁将程知节被太子排挤出京师、外调为康州刺史这件事，《通鉴》就把它放在了武德九年的六月初一之后，但是查《旧唐书·程知节传》，这件事却分明是发生在武德七年。由此可见，毒酒事件也极有可能和程知节事件一样，并非发生在武德九年，但是被司马光出于叙事需要实施了乾坤大挪移，硬是挪到了玄武门之变的几天前。

    最后，按照常理，太子李建成要举办宴会，总要有一点由头，更何况与秦王早已走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要邀他赴宴更需要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这样的理由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朝廷曾“加授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卷一九一），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聚宴理由吗？这难道不值得太子替弟弟们庆贺一番吗？而假如太子真的以此为借口对秦王发出邀请，李世民好意思拒绝吗？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持我们这个推测，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场几乎要了李世民性命的夜宴，有可能是发生在武德九年之前；确切的日期，或许就是武德八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夜。既然如此，休养了大半年的李世民完全康复之后才发动政变，就是合情合理的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综上所述，毒酒事件及其之后李渊欲派秦王赴洛阳的事情，就未必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在总体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不排除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存在增饰的可能。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