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德下手的时候，秦王火速入宫向高祖陈情，极力证明尉迟敬德的清白。

    所谓谋反毕竟是子虚乌有之事，既然秦王力保，李渊当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

    老虎虽然发了威，但是伤不到秦王的人一根毫毛，仍有被视为病猫的嫌疑。

    太子和齐王只好调整策略，转而采用斥逐手段，怂恿高祖把秦王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外调为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程知节置朝廷调令于不顾，冒死去见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全被翦除，身躯还能活多久？知节宁死不去康州，希望大王早定大计。”

    同时，太子又把漫天撒网的进攻方式改为精确打击，他对齐王说：“秦王府的智囊，足以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只有房玄龄和杜如晦二人。”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也很快被逐出了秦王府。

    至此，李世民身边的心腹尽数被逐，只剩下一个长孙无忌。

    形势万分险恶。

    长孙无忌立刻把舅父高士廉（时任雍州治中，即京畿行政长官）、右侯卫车骑将军侯君集，还有死里逃生的尉迟敬德全都召到秦王府，日夜苦劝秦王先下手为强，诛杀太子和齐王。

    可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是，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平素英勇果决的李世民此刻却变得优柔寡断。无论众人如何劝说，秦王就是不置可否。

    其实，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也比任何人都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行动。可他首先顾虑的是——自己在京师的军事实力远在太子和齐王之下，一旦真的要拼个鱼死网破，就必须在行动之前尽量争取更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同盟。

    为此，李世民锁定了两个人。

    他们就是李靖和李世勣。此刻二人都手握重兵，屯驻在北方边境防御突厥。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暗中提供军事支援，起码希望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其保持一致。

    面对李世民的试探和拉拢，李靖和李世勣究竟作何选择？

    对此，各种史料记载不一。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李靖和李世勣还没等秦王开口，就主动对其大表忠心，频频劝他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而的记载则与之大相径庭：“（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也就是说，两位骁将不约而同地拒绝了李世民，选择了中立。

    那么，上述记载到底哪一种更为可信？

    我们的答案是：后者。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李靖和李世勣真的加入了秦王集团，并且主动请缨，愿意效“犬马之力”，何以在整个玄武门事变中，任何史料都看不见这两位名将的丝毫踪影？

    众所周知，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上第一线就不用说了，就连长孙无忌这样的文臣都要跟着秦王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要亲临现场，鼓舞士气。（《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而长孙兄妹的舅父高士廉则在情况危急时不得不释放狱囚，授以兵器，率之驰援秦王。

    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秦王集团是全体上场，孤注一掷了。根本没有多余的力量充当预备队。假如李靖和李世勣参与了这场政变，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秦王府的兵力都不会如此捉襟见肘，而史料中也不会不留下他们的蛛丝马迹（其他参与政变的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的各个纪传中就算没留下具体事迹，也都留下了姓名）。

    因此，所谓的二李“愿效犬马”云云，很可能是贞观史臣编撰《太宗实录》时的虚构。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实记载，无非是为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