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从而顺利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大唐帝国的历史遽然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恢弘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迹很快就将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它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

    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

    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

    也许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到贞观年间，才可能看清武德九年的这个流血事件是怎样深深地纠缠了李世民的一生。

    “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旧唐书·庶人祐传》）

    贞观十七年那个阴雨蒙蒙的春天，当第五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的消息传来，唐太宗李世民愤然提笔写下了这道谴责李祐的手诏。书毕，李世民泫然泣下，悲不自胜。

    除了对齐王李祐的悖逆之举感到痛心疾首之外，李世民的脑海中，是否也会闪过武德九年的那一幕呢？当他颤抖的笔墨写到“背礼违义”、“弃父逃君”、“天地不容”、“人神共怒”这样的字句时，内心是否也会泛起一股深藏已久的惭悚和愧疚呢？而“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的感叹，除了是替李祐感到羞惭之外，会不会也包含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谴责？而那潸潸而下的泪水，又岂止是为齐王李祐一人而流的呢？

    无独有偶。齐王李祐刚刚伏诛，这一年四月便又爆发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旧唐书·濮王泰传》）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卷一九七）此后，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惨剧差一点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担心被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是昔日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的魏王李泰则无异于当年的秦王李世民。

    因此，此时的唐太宗才会痛定思痛地对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这样的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其潜台词是：人人心中都必须存一个“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任何人也不要企图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个效法的榜样。而且李世民还一再强调，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一概要被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