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笼络人心
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纳傅奕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勒归乡里。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道队伍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可见李渊的这个裁汰令对于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于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六月四日,即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推翻,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第二把火是“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也就是释放宫中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事实上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亦即放她们各回家乡,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
上述举措,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疏”、“释放宫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政令简肃,中外大悦。”(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时,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十几万骑兵南下,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师宣布戒严。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县)。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
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斩杀一千余人。
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脚步。
二十八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突然进抵渭水便桥北岸,兵临长安城下。
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瞬间笼罩着刚刚经历巨变的李唐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