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闻讯前往。素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见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问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说是。郑善果又问他为何出家，他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赞叹，对身边的人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时玄奘的年龄尚幼，本来是不能出家的，可郑善果却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剃度为僧。

    郑善果预料到这个少年终将成为“释门伟器”、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自己此刻的这个决定竟然会深刻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的历史。

    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离析，熊熊战火燃遍中原，洛阳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造，玄奘离开洛阳，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学，先是到了成都，后来又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长安。

    将近十年间，玄奘遍访名师，究通各家，此时已成为备受赞誉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参学的过程中，玄奘逐渐发现众多名师对佛法的理解异说纷纭，歧义互见，而考诸现有各种佛典译本，却又颇多矛盾抵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学原典，尤其是大乘经典的强烈愿望。

    恰逢当时中天竺的僧人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学术规模以及天竺高僧、该寺住持戒贤法师弘讲《瑜伽师地论》的盛况，更加坚定了玄奘西行的决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的申请被驳回了，但是玄奘始终没有放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