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弄鬼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告发了刘文静，对他请巫师祛妖的事情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绘和别有用心的解释。所有描绘和解释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谋反。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裴寂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和智略确实是超过常人，但他性情轻躁凶险，且悖逆之言行业已昭然，何况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作出了决定，可诛杀刘文静的诏令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不仅是在考验天子李渊的智慧，更是在考验他的情商。

    因为天子也是人，要诛杀一个功臣，他的内心深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