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再不想点儿办法，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家就会变成上百只猫的混乱战场了。

    这下非采取行动不可了。我父亲这么说。我这么说。仆人们也这么说。我母亲却抿起嘴唇，一言不发地离开家门。她离家前先跟她最疼爱的猫咪道别，一只虎斑猫，家里所有猫全都是她的子孙。她温柔地抚摸猫咪，并轻声哭泣。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她这人真是婆婆妈妈，我并不了解这些泪水所代表的无助。

    在她离开时，我父亲一连问了好几声：“嗯，看来是非做不可了，是不是？”没错，的确是非做不可。于是他打电话给城里的兽医。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们家跟其它二十名农夫共享一条电话线。你必须先等其它人聊完各式八卦题材，交换过各种农场情报候才能使用电话；然后你得打电话到车站，向他们申请一条可以跟城里通话的线路。等到有线路可以用的时候，他们再打电话通知你。从头到尾说不定得等上一个钟头，或是两个钟头。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你坐在那边干等，眼睁睁地望着那些猫，暗暗祈祷这丑陋的事情能够快点结束。我们并肩坐在餐厅的餐桌边，等待电话铃声响起。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连络到兽医，而他表示，让成年猫安乐死最不痛苦的方法，就是用哥罗方。距离我们最近的药局是在二十哩外的锡诺亚（译注：Sinoia, 辛巴威城市）。我们开车去锡诺亚，但那儿的药局周末休业。我们在锡诺亚打电话去索尔兹伯里，拜托那儿的一位药剂师，请他明天托火车运一大瓶哥罗方过来。他答应试试看。那天夜晚，我们坐在屋前的星空下；只要没下雨，通常我们晚上都会待在那儿乘凉。我们心里很难过，既愤怒又充满了罪恶感。我们早早就上床休息，好快点儿熬过这段难挨的时光。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们开车去车站，但火车上并没有哥罗方。到了星期天，一只母猫产下了六只小猫。他们全都是畸形猫：每只都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我父亲说，这是近亲交配的后果。这么说的话，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让几只健康的猫，变成一大群病歪歪的残废猫大军，实在令人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仆人把新生的小猫处理掉，而我们又度过另一个悲惨的日子。我们在星期一开车到车站，等到火车，带着哥罗方返回家中。我母亲预定在星期一晚上回家。我们拿了一个密闭式大饼干罐，把一只生病的可怜老猫关进去，另外再放了一块浸满哥罗方的棉球。我不推荐这种方式。兽医说这会立刻见效；但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我们把猫全都赶进一个房间。我父亲带着他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左轮枪走进房间，他说那比猎枪要好用多了。枪声接二连三地不断响起。那些尚未就逮的猫，开始察觉到他们即将遭遇的命运，激动地在灌木丛中到处乱窜，发出凄厉的尖叫，想要逃过人们的追捕。我父亲曾一度走出发间，他的脸色惨白，嘴唇紧抿，双眼泛着泪光。他很不舒服。然后他忿忿咒骂了好一阵子，再重新走回房中，而枪声又再度响起。最后他终于走了出来。仆人走进房中，把尸体运出来，扔进废弃的空井。

    但还是有些猫逃过一劫—这三只猫，此后再也不曾返回这对他们痛下杀手的残酷之家，所以他们自然是变野了，至于下场如何，就得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我母亲回到家中，等送她回来的邻居离开之后，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穿越这如今只剩下一只猫的家。她心爱的老猫正躺在她的床上熟睡。我母亲并未要求我们饶过这只猫，因为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但她一回家就开始找他；她在他身边坐了许久，温柔地抚摸着他，轻声跟他说话。然后她走到阳台。我父亲和我就坐在那儿，两名自觉满手血腥的谋杀犯。她坐下来。他正在卷烟。他的双手仍在颤抖。他抬起头来望着她说：“以后绝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想此后再也没发生这样的惨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