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能指挥齐国，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楚国国君如果能够让秦国国君驾临晋国，寡君岂敢不说服齐国国君到楚国去朝觐？”言下之意，就算是晋、楚两国共同领导天下，也免不了要给齐国和秦国面子，与其他诸侯区别对待。

    向戌又跑到陈国向屈建转达赵武的意见。屈建派人向楚康王请示，楚康王说：“那就放下齐国和秦国，其他国家照此办理。”

    七月上旬，向戌自陈国返回宋国。向戌返回的当夜，赵武和王子黑肱连夜商定了盟书的措辞。两天之后，屈建在陈国的孔奂和蔡国的公孙归生的陪同下抵达宋国。曹国和许国的大夫也先后抵达。至此，弭兵会盟的各国代表全部到场，各国军队分区驻扎，相互之间用篱笆划分界线。晋国和楚国的部队人数最多，分别驻扎在最北边和最南边。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仿佛太顺利，太理想化了。两个国家打了近百年的仗，现在突然要握手言和，未免有点不太习惯。问寒问暖之间，总有些神态不自然；笑面相迎之时，又难免笑里藏刀。眼看离盟誓的日期越来越近，双方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忽然一日，有情报传到晋军大营，说楚国人准备发动袭击。据说屈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杀死赵武和他的随从，晋国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荀盈建议赵武加强防备，赵武倒是很坦然，说：“万一楚国人发动进攻，我们就全军向左回转，进入商丘，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楚国人这边同样是顾虑重重。到了盟誓那一天，屈建命令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以备不测。伯州犁劝谏道：“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诸侯盼望受到楚国的信任，因此前来会盟。如果您不信任别人，等于是抛弃了使诸侯前来顺服的东西了。”屈建不以为然道：“晋国和楚国积怨已久，我不能不考虑什么事有利于自己。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哪里还管得了什么信任不信任？”伯州犁退下来之后就对别人说：“令尹恐怕活不过三年了。只求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这样能够得志吗？有意愿就形成语言，有语言就会产生信用，有信用又会巩固意愿，这三件事相辅相成，彼此依存。信用丢掉了，还能活到三年吗？”

    晋国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细，楚国人将穿皮甲赴会的消息又传到了赵武的耳朵里。赵武对此感到担忧，将叔向找过来商量。叔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普通人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尚且不得好死；一个会盟诸侯的卿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必然不能成功。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不能给别人造成麻烦，这不是您应该担心的事。以信用召集别人，结果却披上了一层虚伪的外衣，必然没有人亲附他，哪里能够伤害我们？再说了，我们在宋国的地盘上，有宋国人帮着我们抗敌，就算楚军多一倍也无济于事，您又有什么好害怕呢？不过，事情还不至于到那一步，您就宽心去参加会盟吧！”

    不只是晋、楚两国尔虞我诈，各怀鬼胎，其他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鲁国的季孙宿虽然没有参加会盟，但是一直在国内进行遥控。他派人以鲁襄公的名义给鲁国的代表叔孙豹送去一封信，说：“一定要想办法把我国与邾国、滕国同等对待。”

    众所周知，鲁国远大于邾国和滕国，而且鲁国人历来自视甚高，怎么会突然想起要与邾、滕这样的小国相提并论呢？说到底还是经济决定政治，口袋指挥脑袋——季孙宿担心会盟之后，鲁国同时要向晋国和楚国朝贡，不堪重负，所以想降低鲁国的级别，同时也降低朝贡的标准。

    叔孙豹对这个命令感到很为难。凑巧不久之后，齐国人提出将邾国作为附庸，宋国人请示将滕国作为属国，这两个小国就不能以诸侯的身份参加会盟了。叔孙豹说：“邾国和滕国是别人的私属；我国是堂堂正正的诸侯之国，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宋国、卫国才是和我们对等的。”因为这件事，《春秋》里没有记载叔孙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