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

    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

    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

    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

    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

    栾枝，下军主帅；

    先且居，中军主帅；

    胥臣臼季，下军副帅。

    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

    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

    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

    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

    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