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

    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

    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

    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

    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

    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

    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

    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

    “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

    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

    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

    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

    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

    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

    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

    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

    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

    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

    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