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五月，新任知县海瑞由福建抵达浙江淳安。在奔赴淳安的路上，他又一次背诵了自己做学生时写的《严师教戒》。

    现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诱惑分明地摆在了自己面前：

    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财帛世界，无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乎？

    联想到那么多同窗、先生入仕前慷慨激昂，入仕后却无一不变成贪污纳贿的赃官，他不觉悚然而惊。淳安县衙的官椅，将成为拷问他灵魂的刑具。他能不能经受这严峻的考验呢？虽然初次做父母官，但是和大明王朝的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海瑞知道地方官不是靠帝国俸禄吃饭，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种种“常例”。所谓常例，就是土政策、乱收费。史称，明朝“官俸最薄”。

    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帝国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仅用工资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贫民水平。然而，再看看各种陋规，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奔走仕途了。海瑞一上任，就命师爷把淳安县政府成员的常例收入列出来看，其中在县令一项下是这样写的：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夏样绢八匹（样品绢，收绢时额外收取用来评定品级的样品，评定后就作为福利分掉了）。秋粮长银二十两……农桑样绢四匹。折色粮银四两。军匠每里银一两。农桑绢银十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盐粮长银十两……审均徭每里银一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经过盐引每一百引收银一钱，共计五十两……催甲每里银一两。

    柴薪……每一百两收银二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即使不算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诸项收入加起来，每年也约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现值二十万，是工资收入的近二十倍。而最后一项“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收五两”，数目应该更为惊人，最低限也在一千两。这样合计起来，一个知县即使不贪污不受贿，每年的常例收入也有两千两，折合人民币现值四十万元，帝国俸禄真可以基本不用了。

    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这些支出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之初明令禁止的。然而，太祖去世以来二百年，这些常例陋规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帝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

    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心了！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风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

    “世俗称僻性，称太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称贤士大夫善处事者，或不免乡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