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6]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7]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8]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9]。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10]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11]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12],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3]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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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丰收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2]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小队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