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不能生活的入院赡养。月给米三斗，薪二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孩子给以上数量的三分之二。这些福利设施帮助人民解决了在旧朝代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等困难，使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一定保障，显示出了新生政权对民生的关心，也显示了朱元璋不忘本的农民帝王本色。

    朱元璋知道，他的帝国的最佳统治模式是建立在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之上。在他的算盘里，自耕农越多越好。因为自耕民恰好处在历代统治者梦寐以求的没有“余粟”“余智”“余力”的状况下，只要他们都能吃上饭，并且没有渠道自我组织起来，就对帝国构不成丝毫威胁。相反，驯服的小农是专制政权最牢固的基础，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是皇族最主要的财政来源。

    所以，朱元璋才要制造一个平均化的社会，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自耕农。这样，基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体积大小都差不多，不会相互侵凌，也不会相互融合。在皇权面前，他们都是原子化的个人，对皇权的控制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现在，他已经把大的土块基本上碾成碎沙，不过，这盘沙子在整个中国这个盘子里的分布还不均匀。

    明朝初年，因为连年战乱，许多地方百姓非亡即逃，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官员无人可统治。朱元璋老家凤阳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战争过后，凤阳的人口少至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仅五个人，许多地方一望都是荆棘，走几天路不见一个人影。

    翻开《明史》，荒凉景象在元末明初这个时段比比皆是：

    以繁荣著称的扬州，到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达率师北伐，路过河北，发现“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洪武初，济南知府陈修上奏“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卫辉府获嘉县在洪武三年时，“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

    直到洪武十五年，致仕晋府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十二条》，还说：

    “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

    因此朱元璋在圣旨中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土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动用行政力量，组织了人类史上最大的政府组织移民行动。朱元璋一共组织移民134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在中国史、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在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流传着大槐树的传说。这个听起来有点离奇的传说凸显了朱元璋移民的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密乃至严酷。

    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得力，可圈可点。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做解手。

    原来，朱元璋不论是为人民办好事，还是镇压老百姓，风格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强悍霸气。明初大移民是强制性的，谁搬谁不搬，搬多远，搬到哪，都由政府官员一手划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老百姓一点发言权和知情权也没有。纵然从长远看，移民造福于民，然而中国老百姓历来安土重迁，要说服他们背井离乡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