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自今以视嘉靖，不能加其什一。（《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二，《福宁州志》）万历时期（公元1573-1620年），江南应天府的情况是：

    ……（应天府）图籍，嘉靖末年户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才及五分之一……（同上书，卷十四，江南二，应天府）这几个例子可见明中晚期民户逃亡之普遍。这种情况下，里甲制度也维持不下去了。大多数地区“里甲寥落，户口萧条”（《陕西通志》卷八十六，《备陈灾变疏》），“里无完甲”（《皇明诏令》卷二十）。

    嘉靖时期，江南某些地区，“有一里仅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三）。

    明末陕西的情况，“有一里一百一十户内，止存十余户者，有一甲十一户内，止存十余丁者，有数甲全逃者”（《皇明经世文编》卷一〇五，议复陕西事宜疏）。

    由于这种情况，人们开始称黄册为“伪册”：

    国初田粮皆有定数；自洪武以来，凡几造黄册矣，然今之粮皆洪武初年之粮，而今之田则十二三耗，非拱武矣……又况猾民作奸，乃有飞洒、诡寄、虚悬诸弊，故无田之家而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其轻重多寡，皆非的数；名为黄册，实为伪册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六）

    这个时期的黄册，早已完全丧失了管理户口和合理征收赋役的作用。

    每见十年大造，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置之高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官府每当奉命造册的时候，照例是一再拖延，直到拖无可拖时便敷衍塞责，照抄旧册，一字不改，“天下大造黄册，率皆誊写旧本，无一实数”（《后湖志》卷十）。后湖黄册库人员把有些地区送解来的新册与上次旧册查对，竟发现在丁口、事产、开除、实在各个方面，新旧两册完全相同，也有一些在新黄册中仍然登记的人户，其实早在一百数十年前便已全户死绝，在历届黄册内也注明是绝户，但每年还是要照抄一遍，下注“绝户，事产俱无”。不敢把这些户从册籍上勾除掉，为的是怕被后湖黄册库查驳。

    更滑稽的是，有些地区的黄册上所记的人丁不少是年达百岁以上的。

    据计算，万历十一年（公元1582年），仅扬州府兴化县一县之内，即有百岁以上人口的户达三千七百余户之多，每户往往又有这样的老人一二人甚至多人，其中有人无产的又有二千九百余户（《后湖志》卷十）。这种怪事，显然是由于造册人员一味抄誊旧册，每次普遍递加十岁而造成的。清初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经还向顺治帝报告过，明末有些黄册所开人户姓名及其事产，仍然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姓名和数目。

    既然黄册已逐渐丧失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一套专供州县衙门实际应用，而又不往上报的册籍，当时叫实征文册，或叫实征黄册，也有叫做白册的。

    《古今图书集成》就当时的情况说：

    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摇，自为一册，曰白册。（《户口总编》卷十八）最后，明王朝不得不以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黄册制度。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黄册制度本可以寿终正寝，但在“祖宗旧制”的威力之下，黄册每年依然按照旧例层层编造上送。黄册制度不再有任何积极意义，剩下的完全是弊端和祸害。它从编造、申解、保管、查驳到补造这一系列过程，也就退化成一个彻底的反复科敛舞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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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