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赢得竞选，我会当上市长，”穆赫塔尔说。“可比这更重要的是，你要告诉伊珂我很后悔。那时候我可能还被关着。兄弟，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卡犹豫了片刻。随后，他说:“可以。”

    穆赫塔尔拥抱了卡，亲了亲他的双颊。对穆赫塔尔，卡感到一种处于同情和厌恶之间的那么一种东西，同时卡又有些鄙视自己，因为自己没能像穆赫塔尔那么单纯和坦诚。

    “恳请你把这首诗亲手交给伊斯坦布尔的法赫尔，”穆赫塔尔说,“这是我刚才说的那首诗，名为‘楼梯’。”

    黑暗中卡把诗放进了口袋，这时进来了三个便衣：有两人手里拿着大手电筒。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也很好奇，而且从他们的样子看来，卡和穆赫塔尔在这里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一清二楚。卡明白了他们是国家情报局的人。他们在看卡身份证的时候，还是问了问卡来这里干什么。卡告诉他们自己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是想给《共和国报》写篇关于地方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的文章。

    “实际上她们就是想让您往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写文章，她们才自杀的。”其中一人说道。

    “不，不是这个原因，”卡固执地说。

    “那是什么原因?”

    “她们自杀是因为不幸福。”

    “我们也很不幸福，可也没自杀。”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在电筒光的照射下，打开市党部里所有的柜子，拉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在文件里找着什么。他们把穆赫塔尔的桌子掀翻，看看下面有没有藏着武器，把一个柜子向前拉出来，看看后面有什么东西。对卡的态度比对穆赫塔尔要好得多。

    “您看到院长被杀，为什么不报警而来到了这儿?”

    “我到这儿是赴约来了。”

    “赴什么约?”

    “我们是大学时的老同学，”穆赫塔尔用一种歉意的语气说。“他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女主人是我妻子。事发之前，给我，也就是这里，给市党部打了电话定了约。情报人员在监听我们党的电话，所以你们可以去查一查。”

    “你怎么知道我们监听你们的电话?”

    “对不起，”穆赫塔尔镇静地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也许我猜错了。”

    卡在穆赫塔尔身上觉察到了一种冷静，同时还有一种压抑。警察态度强硬的时候，他举止谦恭；挨训斥、被推推搡搡，也不把它看成是什么尊严问题；警察和政府的残酷，在他看来，就如同停电和满是泥泞的道路一样再平常不过；所有这些他都习惯了。卡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这种有益的韧性和能力，因而对他有了一丝敬意。

    市党部里的搜查持续了很长时间，柜子和文件被翻了个底朝天，一部分文件用绳子捆好放进了袋子，搜查记录做好后，卡和穆赫塔尔坐在警车后排，像犯了错的两个孩子一样一声不吭，穆赫塔尔放在膝头的又大又白的手像又胖又老的狗，卡从这两只手上看到了同一种压抑。警车在卡尔斯大雪覆盖的昏暗街道上缓缓开过，从亚美尼亚人的别墅半开的窗户中射出昏黄的灯光，在灯光映照下，他们满怀伤感地看到了空空荡荡的老房子，看到了手里拿着塑料袋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小心挪着步子的老人们，他们看上去就像孤魂野鬼似的。民族剧院的宣传栏已经贴好了晚上演出的海报。为了晚上的直播，工人们还在街上忙着铺线。路封了以后，长途车站有种烦躁不安的等待气氛。

    童话般的雪中，警车缓缓开着，在卡的眼中，雪片的大小和一种小孩子们称作“雪暴”的充水玩具里面的雪片差不多。司机开得很小心，这么短的距离竟然用了七八分钟，路上卡和穆赫塔尔的眼神有一次碰到了一起，从老朋友忧郁而又令人平静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到了警察局，他们会拷打穆赫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