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对此怎么说?”

    “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时局面也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也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起初父亲为我感到自豪，我戴头巾去学校那天，他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亲留下的那面银框镜子里看头巾戴在我头上的样子，在镜子前他还亲了我。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次伊斯兰运动，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反对政府的行动。父亲觉得‘这么做才是我的女儿’，可他像我一样，暗地里也感到有些害怕。当我们被关进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后悔了。他说政治警察们现在不光在调查我，现在还在调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局的密探们不遗余力地对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现在他们开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们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女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后退了，父亲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那么一些老人嘛，他们对于屋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炉火的劈劈叭叭声、开门的吱吱呀呀声、老伴在一些话题上的唠叨声，他们都听在耳朵里，可脑子却没什么反应；后来父亲对我和戴头巾姑娘们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持这种反应。他有时候为了报复，在来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显示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后来却和姑娘们一起指责起政府了。我看到这些姑娘们能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应对自如，有时就在家里集会。今晚有个姑娘会来。她叫韩黛，苔丝丽梅自杀后，在家人的压力下她决定摘掉头巾，可还没这么做。我父亲有时会说，所有这一切让他想起以前当共产主义分子的日子。有两种共产主义分子：一种是狂妄之徒，他们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为让国家振兴；另一种是天真的人，他们是为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热衷于政权，对谁都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办坏；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对自己办错事：可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们对穷人的痛苦怀着一种犯罪感，想一起来承担这种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更糟糕。父亲曾是名教师，后被辞退，他们曾对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个指甲，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多年来和我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文具店，做复印，他还翻译过法语小说，挨家挨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过百科全书。在我们贫困又很不幸的日子里，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抱住我们哭起来。他很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教育学院院长被刺后，警察来了旅馆，他开始害怕起来了。他也对他们说过这些话。我听说你见过‘神蓝’。你别给我父亲说这事。”

    “我不会说，”卡说，他停下来，抖去了身上的雪，“我们不是从这个方向直接回旅馆的吗?”

    “从这儿也可以回去。雪下个没完，要说的东西也还没说完。我给你指指肉店的位置。‘神蓝’想让您做什么?”

    “没什么。”

    “他提起过我们，提起过我父亲和我姐姐了吗?”

    卡看到卡迪菲的脸上有种不安的表情。“我记不起来了。”他说。

    “所有人都怕他。我们也一样。所有这些店铺都是这里最有名的肉店。”

    “你父亲怎么打发时间?”卡问道。“从来不离开旅馆——你们家吗?”

    “他经营这个旅馆。他指挥每一个人，向管事、清洁工、洗衣妇和服务生等下命令。我和姐姐也照应着。父亲很少出门。您是什么星座?”

    “双子座，”卡说,“有人说双子座的人喜欢撒谎，可我不知道。”

    “您是不知道他们经常撒谎呢，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过谎?”

    “如果您相信星座的话，您应该从某个地方发现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是的，我姐姐说您今天写诗了。”

    “您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