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者与西方为敌，他们童年时就是在这儿喝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送来的用奶粉做成的酸奶，吞下了他们一生中第一次吃到的腥味十足、令人反胃的鱼肝油片。这个原来宽敞的地下室现在变成了一条走廊和沿着走廊的十四间小牢房。

    一个警察认真地给卡戴上了一顶军官帽子，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出之前他也常这么做。把卡从旅馆接来的鹰钩鼻子——一个国家情报局官员，用一种无所不知的语气说:“这些家伙非常害怕军官帽子。”

    接近右边的第一个门时，警察生硬地拉开了铁牢门上观察孔的小窗，声嘶力竭地喊道:“立正，长官好!”卡从巴掌大的小窗向里看去。

    卡看见一张大床那么大的牢房里有五个人。也许还要多：因为他们都站在了一堆。所有人都挤在了对面那堵脏兮兮的墙跟前，因为没服过兵役，立正的姿势有些散漫，照之前威胁着教给他们的那样，他们都闭上了眼睛。（卡感觉到有些人半睁着眼睛在看自己。）尽管“革命”才过了十一个小时，但所有人的头发都已经被剃光，而且都被揍得鼻青脸肿。牢房里比走廊亮，可是卡觉得他们之间很像。他变傻了，痛苦、恐惧和羞愧缠绕着他的心。同时又有些窃喜，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看见奈吉甫。

    鹰钩鼻子见卡在第二、第三个牢房都没能辨认出谁来，便说:“没什么可怕的，本来路通了以后您就要离开这儿的。”

    “可我一个也不认识。”卡稍有些矜持地说。

    再后来有几个人他是认识的：有一个他记得很清楚，这家伙不停地讥讽台上的冯妲?艾塞尔；还有一个是不断喊着口号的学生。有一刻，他想，如果出卖他们，可以表现出自己是跟警察合作的，这样的话再见到奈吉甫时可以装着不认识他（不管怎么说这些年轻人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但他谁也没有出卖。在一个牢房他看见有个年轻人满脸是血，年轻人央求卡:“长官，别让我母亲知道。”

    极有可能是因为革命之后，由于胜利之初的喜悦，他们没用什么刑具，而是用拳头和靴子收拾了这个年轻人。在最后一个牢房卡也没有看到长得像杀害教育学院院长凶手的人，奈吉甫也不在惊慌的年轻人中，他松了一口气。

    到了上面，卡明白了圆脸和他的上司们坚定地想要尽快找到杀害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以便向卡尔斯人展示他们革命胜利的成果，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绞死。房间里这时还有一个退休的少校。尽管有不准上街的禁令，他还是想办法来到警察局，请求放了他侄子。他请求让他这个年轻的亲戚尽量少受些罪，以免这个年轻人以后“仇视社会”。他还说，因为家境贫穷，孩子母亲是听信了政府会免费发给学生棉衣和外套的谎言，才让孩子上的宗教学校，实际上一家人都是共和主义者和阿塔图尔克主义者。圆脸打断了退休少校的话。

    他说,“少校，在这儿谁也没有受到虐待。”他把卡拉到一边：凶手和“神蓝”的人（卡觉得他猜想这两人是同一个人）也许在被抓起来的兽医学院的人当中。

    这样卡和接他来这儿的鹰钩鼻子又乘上同一辆军用卡车。一路上他感到很高兴，看着空荡美丽的街道，怀着最终能从警察局出来的喜悦，痛快地吸着烟。潜意识中他又因为军人政变使国家没有落到宗教分子手中而暗自高兴。但为了让良心得到安宁，他发誓不跟警察和军人合作。突然一首新诗在一种奇异的乐观之中如此强烈地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问鹰钩鼻:“可以找个茶馆稍停一会儿喝点茶吗?”。

    市里的茶馆很多，走两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都生意不好，现在大部分都关着门，但是在不起眼的卡纳尔街他们发现有个茶馆还开着门。里面除了有个在等禁令取消的小伙计外，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还坐着三个年轻人。看见一个戴着军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