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父凯末尔，人民称呼他为阿塔图克（Ataturk）。[1]石膏像；形状像荷兰风车的削铅笔机；写着“出租”或“以慈悲宽仁阿拉真主之名”的标语；松香口味的泡泡糖，里面附赠一张小鸟图片，图片从一编号到一百，张张各有不同；只在室内大市场才找得到的粉红色西洋双陆棋骰子；泰山和巴巴洛沙海军总司令的转印贴纸；一端是鞋拔，另一端是开罐器的新奇工具；代表各足球队颜色的头巾——他自己过去十年来戴着一条蓝色的）。不论要求多么不合理，他从来不曾拒绝（你有没有玫瑰香味的蓝墨水?你有没有那种会唱歌的戒指?）因为他认为，只要有人问起，就表示必定有这种东西。他会记在笔记本里，回答说：“明天会进货。”接着，他会像一位追查谜案的旅行家，搜寻整座城市，每一家商店挨家挨户找，直到发现他的猎物。有一阵子他靠卖人们疯狂抢购的图文小说轻松赚钱，或是西部牛仔漫画，或是一脸呆相的本地电影明星照片。然而也有一些冷清凄惨的日子，人们争相排队抢购流入黑市的咖啡与香烟。当你从商店的橱窗往外望时，你不会去想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人们是“这种人或那种人”，而是……而是他们是“别种人”。

    原本生活看似南辕北辙的人们，突然间全都想要音乐香烟盒，好像生怕自己赶不上流行，或者他们同时迷上比小指头还短的日本原子笔。然而过一个月后他们全都失去兴趣，转而狂热追求手枪形状的打火机，它们抢手的程度使得阿拉丁必须加班补货，以免供不应求。之后，刮起了一阵塑料香烟滤嘴的旋风，接下来的六个月，所有的人都带着疯狂科学家的痴迷，观察焦油在滤嘴上囤积。很快地放弃这项兴趣后，接着，所有的人，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虔诚信徒或不信神的人，全部一窝蜂涌进阿拉丁的店购买形形色色的念珠，走到哪里都是人手一串数着念珠。念珠风暴尚未止息，阿拉丁还来不及退回剩下的珠串，一股解析梦境的风潮开始蠢动，人们在店门口排队等着买解梦的小册子。某部美国片大红大紫，于是所有的时髦人士全都非得要有一副墨镜不可；报纸上介绍某样物品，于是每个女人都必须拥有亮光唇膏；或者每个男人头上都必须戴一顶彩色无边帽，好像他们是阿訇。总而言之，各种风潮就好像黑死病，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要不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何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在同一个时刻全部一时兴起，把相同的木雕帆船摆在他们的收音机、暖器上，放进他们的后车窗、房间里，摆放在他们的书桌和工作台上?你还能说出什么原因，使得全体老少妇孺受到无法理解的欲望驱使，渴望在墙壁和门上悬挂这张海报：一个欧洲人模样的流浪儿，眼眶滑下一滴豆大的泪珠?这个国家，这些人民……实在……实在……“很奇怪”，我接口，替他把话说完。此时，寻找像是“不可思议”或甚至“骇人听闻”等字眼的工作，是我的而不是阿拉丁的任务了。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明白，阿拉丁与他的顾客之间存在着默契，借此，他才能够了解光靠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意思。比如说，会点头的赛璐珞小鹅，或者，里面包着酸樱桃酒和一枚酸樱桃的老式酒瓶状巧克力，或者其他像是，伊斯坦布尔某处可以买到最便宜的做风筝的细棍子。他对顾客一视同仁，同样亲切，不管是跟着奶奶来买响铃的小女孩，还是满脸痘痘的少年（他们趁没有人注意随手抓起一本法国杂志，偷溜到店里的阴暗角落，迫不及待想与书里的裸女激情欢爱）。他喜爱那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银行出纳员，她晚上买了一本揭露好莱坞名流生活的小说，熬夜啃完整本书，隔天早上拿来退货，说：“结果原来我家里已经有了。”他也喜爱那位提出特别订货的老人，他想买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位女孩正在阅读用白报纸包成书皮的古兰经。尽管如此，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多多少少可以体谅那对母女，她们把流行杂志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