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难道没有任何政府单位察觉到电影院的兴起与伊斯坦布尔的衰落是成正比的吗?他想要知道，难道妓院和电影院开在同一条路上只是纯粹巧合吗?他进一步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院里面都要那么暗，那么彻底而残酷的黑?十年前，他和如梦小姐为了心中深信不疑的一个理念，以化名和假身份居住在这个屋子里。（卡利普的目光不停地追随着他的手指甲。）他们把政治宣言从一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国家的语言，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话”，同时设法保留原文的风味；他们搜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物的谈话，以此种新文体撰写政治预言，经过打字和影印之后，发给那些他们永远不会遇见的人群。事实上，他们只不过，自然而然地，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当他们发现真有人相信了他们的化名，误以为他们就是化名中的人物时，他们多开心呀。

    有时候，其中一人会忘掉了在电池厂里长时间工作的疲累，或是写文章和寄发传单的费神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辗转弄到手的新身份证。在青春的热情与乐观之中，他们常会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是个全新的人了!”他们会抓住机会怂恿对方说出这样的话。多亏他们的新身份，他们看见了一个过去未能察觉的新世界，并读出其中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本崭新的百科全书，可以从头读到尾；你读得越多，百科全书就改变得越多，你也随之蜕变；于是，一旦你读完了它，回过头去再从第一册开始重读这个百科全书，这时你会陷入错乱，被书页中新发现的大量新身份弄得晕头转向。（接下来主人的演讲就这样迷失在百科全书比喻的书页丛林里，卡利普一边听着，一边注意到餐具橱的一层架子上，摆放着订报纸时一小册一小册随刊附赠的《知识宝库》全书。）然而，如今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了解，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他们”为了模糊焦点而设下的阴谋：我们乐观地以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夫妻俩走到半路后才明白，自己已经迷失在一大堆标志、文字、宣言、照片、脸孔和枪械之中，再也归纳不出任何意义。那个时候，这栋房子还兀自矗立在荒凉的山丘上。一天夜里，如梦把几件衣物塞进她的小袋子里，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回到她认为安全的旧日家庭与生活中。

    讲到慷慨激昂处，主人（骨碌碌的眼珠让卡利普不时联想起兔巴哥）站起身来回踱步，弄得昏昏欲睡的卡利普头昏脑涨。他继续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破解“他们的”把戏，那么我们必须返回源头，回到万物的起点。卡利普先生也看得出来：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一个“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或“传统市民”的住家。室内有包着印花棉布椅套的旧沙发椅、合成纤维的窗帘、边缘画有蝴蝶的瓷釉餐盘、一个难看的“餐具橱”，里面藏着只有假日客人来访时会拿出来的糖果盘和从来没用过的利口酒杯组，以及被打得烂烂的退色地毯。他很清楚自己的太太不像如梦——一个受过教育的美丽女人；她比较像他自己的母亲，平庸，单纯，无害（这时太太冲着卡利普和丈夫微微一笑，笑中的含意卡利普读不出来）。她是他的堂妹，他叔叔的女儿。他们的孩子也像他们一样。假使他的父亲还在世，而且还是老样子的话，父亲所建立的生活和他现在过的想必没有两样。这样的生活是他刻意的选择。他清醒地过着此种生活，坚持自己的“真实”身份，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以此阻挠一场千年阴谋。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