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汪都知道，黄郛有20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黄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50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