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情报刺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陷入了一个进退不得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上一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绝不至卖国，智慧绝不至误国”。

    蒋介石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作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议和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蒋介石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责。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蒋介石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蒋介石有作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个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唾手而得北平。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蒋介石。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遑论蒋介石。

    说到底，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大抵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关键时候，黄郛不得不运用“双巨头”的力量。

    黄绍竑星夜兼程赶到庐山，当着面对蒋介石汇报了华北实情，后者在了解来龙去脉后，才明确肯定了黄郛的做法：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