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寇，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老老实实待在陕北继续“剿共”。更让张学良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刺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开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和内蒙古，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蒋介石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困难。

    作为新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蒋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