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终于出版了，他的朋友们非常欣赏这本书，可是却遭到书评家们的严厉批评。比芬平静地自杀了，里尔登也因劳累过度而死亡。《新格拉布街》不是一本赏心悦目的书，但作为文学生活病理学的研究对象，它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它还是很恰当的。

    小说不但是艺术品，它还是商品。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时会影响到书名，或者因之改变书名。托马斯·哈代请麦克米伦在《亨托克的菲兹皮尔斯》和《林地居民》两个书名中选择—个，他们直截了当地选择了后者，这并不让人吃惊。福特·马道克斯·福特的小说《好兵》最初定名为“最伤感的故事” （当然）；但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出版的，因此他的出版商们建议他取一个不那么令人沮丧的、更爱国的书名。马丁·阿米斯的第二本小说取名《死婴》（一九七五），这显然让那些第一次给他出平装本的出版商们感到吃惊。两年后小说发表了，书名已改为《黑暗的秘密》。美国出版商们劝我把我的小说《你能走多远？》改为，理由是这个英国式的书名在美国的书店里会被归为《如何做》一类的书籍。直至今日，我还在后悔我竟对这样荒谬的理由让步。（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置卡罗尔·克卢洛的《妇女通奸秘诀》，或者乔治·佩雷的《生活指南》。我原打算把我的第二部小况取名为《大英博物馆魅力不再》，这是歌曲“（伦敦城的）—…个大雾天”里的一句歌词，但格什温出版公司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得已我在最后一刻把它改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但这首歌给我的灵感在这部只写一个浓雾天的情节小说中仍可找寻得到。或许相比之下作者比读者更看重书名。每个作家都知道，读者常常忘记或篡改他们认为喜欢的书的书名。有人就曾把我写过的小说改名为《换妻》，《易地》和《小变迁》。伯纳德·克里克教授曾写信说他喜欢我写的《不正当性关系》。或许他是在跟我开玩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的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