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还兴致勃勃地列数着他俩都熟悉的村庄，又叙述着那里的德国兵在哪些地方吃尽了苦头。坦克兵依然沉默不语，不过不像先前那样总是翻来覆去的了。他的脸部表情因为缠着绷带无法看清，然而他赞许地点点头。对库库什金中尉呢，政委提议与他下盘棋，这样库库什金一下子就由阴转晴了。棋盘放在库库什金的床上，而政委则闭目躺在床上下着“盲棋”。他三下两下就把咋咋乎乎的中尉杀得稀哩哗啦，这样反倒让他们言归于好了。

    政委的到来给冗长烦闷的病房生活注入了新鲜气息，犹如每天早晨，助理护土一打开窗子，一股莫斯科早春的清新湿润的空气夹杂着街上的欢快喧闹的声音扑窗而入似的。政委并不是刻意这样做。他只是生活着，贪婪地、生机勃勃地生活着，忘却或者强迫自己忘却折磨他的病痛。

    早晨醒来，他就在床上做起体操来——手或上或侧地举举伸伸，腰或前或后地弯弯直直，头或左或右地扭动和低下。他洗脸时要稍稍凉些的水，站在盆前把水哗哗啪啪地撩在脸上，噗噗吃吃地洗着，洗得怪久的，然后用毛巾攒足了劲地揉擦，擦得他那浮肿的身体都泛出红晕来。大伙注视着他，不由自主地也想这样做。报纸送到了，他贪婪地从护士手中一把夺过，迫不及待地朗读着苏联情报局的战报，接着再详细地逐条逐条地朗读战场通讯。他在阅读时竟带有自己独特的色彩，这就是所谓的主观色彩：一会儿他突然小声地重复着自己喜欢的消息，嘟哝地说“对的”，接着就加以强调；一会儿他又突然发怒地大喊大叫：“狗杂种！撒谎！全不是这样，我敢用我的脑袋赌啤酒瓶。这个恶棍，他在胡编乱造！”有一次他对一个信口雌黄的通讯记者大为不满，立即给报纸总编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明信片，证明那类报导在战争中纯属乌有，绝对不可能存在，并要求制止这个四处造谣的家伙的行为；有时候他沉浸在报上的消息里，人倒在枕头上，眼睛瞪着大大的，躺着间或猛然地开始叙述着他的骑兵的趣事轶闻，按他的话来说，这些骑兵个个都是英雄好汉。然后他又开始阅读报纸。可是奇怪的是他的这些责备以及离题万里的感慨，非但丝毫没有阻碍听众的兴趣、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反而更能帮助他们加深理解他所念到的消息。

    每天在午饭和治疗期间，他还学两小时的德语，又是记单同又是造句的，有时想到外语的意思，会突然发问：

    “年轻人，你们知道德语小鸡怎么说？匠里亨！是的，匠亨里亨！这是一种小巧巧、毛茸茸的、柔嫩嫩的家伙。你们知道小钟怎么说吗？戈嘹克铃，发音真好听，是吗？”

    一次斯捷璠?伊万诺维奇有些沉不住气了：

    “团政委同志，您学德语干嘛呀？何必折腾自己呀？您省点力气得了……”

    政委狡黠地瞥了老兵一眼：

    “哎哟，大胡子呀，老呆在医院里，对俄罗斯人难道也能算是生活吗？将来我们打到柏林，我用什么语言同德国人对话呢？你说用什么语呢？用恰尔顿土话吗？”

    斯捷璠?伊万诺维奇坐在政委的床上，他本想振振有词地反驳政委，目前战线已逼近莫斯科了，离德国娘们还远着呢，可是政委的话语里是那样地充满希望和信心，以致这个老兵只好咂嘴称是，而且还煞有介事地补充道：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用恰尔顿土话当然不行。可是政委同志，您受了这样的内伤，得多多保重啊。”

    “娇美的鸟儿死得快，你没听说过？可不妙啊，大胡子！”

    病房里没人蓄留大胡子，却不知何故政委把大伙儿一概叫做“大胡子”。他这样叫人并未令人不快，反而叫人高兴，大伙听到这个可笑的称呼心中无不舒坦。

    阿列克谢整天仔细地观察着政委，竭力想弄清他那永不枯竭的饱满精神的秘诀。毫无疑问，他非常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