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则是个锐不可挡的候选人。叛逆也是游戏的一部分。想当初，那些独裁者们惧怕言论自由，审查异见，焚书囚儒。宗教裁判所虽然可恶，但在那古老美好的时代，人们毕竟还能分辨善恶，而广告的极权主义却能更狡猾地洗清罪过。这个法西斯已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1945年的柏林和1989年的柏林。你们说，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行径都葬身在同一座城市？）为了把人类降为奴隶，广告采取了低调、迎合与说服。我们生活在第一个人控制人的体制中，就连自由也无法与之抗衡。相反，这个体制却把一切都投注在自由身上，因为这是它最大的发现。所有的批评都赋予自由美好的角色，所有的抨击都增加了人们对它肉麻的容忍所抱的幻想。自由以优雅的方式让你屈服。一切都被允许，你闹翻天也没人来教训你。这体制显然达到了它的目的，即把叛逆也变成了一种服从的形式。

    我们破碎的命运被漂亮地拼成版面。你们，这本书的读者，我肯定你们会说：“看他多可笑，这个做广告的，对送上门来的还这么吹毛求疵，回你的窝去，做个缩头乌龟吧，你跟所有人一样都得交税。”没有任何出路，一切都堵死了，脸上还得挂着笑容。贷款、租金以及每月各种费用的支付已将你牢牢套住。你良心上过不去吗？门外百万失业大军正等着你腾地方。你尽管去不满、抗议吧，邱吉尔早已给你找到了答案，他说：“这个体制虽然非常糟糕，但其他体制更不理想。”他没哄你，他没有说这体制优越，而只说相对而言还不算最糟。

    这天上午九点，我和麦多纳公司新鲜产品部销售总监有个早餐会。麦多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食品集团之一，1998年的营业额达一百二十九亿三千五百万欧元。会议地点是一个由钢筋和玻璃筑成的堡垒，颇具亚伯特。史匹尔「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的建筑师。」的建筑风格。要想进入这个大楼，首先得出示身份证明。

    乳酪帝国处于严密戒备状态，奶制品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保护，就差把保鲜期限贴在自动门上了。人们给了我一张磁卡，用来进电梯，然后我穿过一个装有地铁站式旋转栅拦门的缓冲空间。此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好像我去见的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其实，将站在我对面的只是一个穿着条纹衬衫、高等商业学院的老毕业生而已。在电梯里，我不禁想起米歇尔。乌尔贝克（M.houellebecq）的一首诗：“职员通向他们的受难地女秘书们走来走去忙着给自己的眉眼补妆就在一尘不染的电梯里。”

    沉浸在这首诗的冰冷气氛中，我感到有些滑稽。

    仔细想想，今天这个会议确实比国家元首会面更重要。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因为它决定了之后发生的一切的一切。

    麦多纳公司大楼第八层，所有产品主管都穿着条纹衬衫，系着印有小动物图案的领带。销售总监对待他那些肥胖女助理的方式是如此恐怖，以至她们连厕所都不敢去。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杜勒。杜勒开会的头一句话总是：“我们今天聚集在此，不是为了让我们高兴，而是为了让消费者高兴。”仿佛消费者是另外一个种族，一种“人下人”。总之，我一看到他就觉恶心，对于在食品行业工作的人来说，这真有些麻烦。我可以想像，每天早上他一边刮胡子，一边打领带，同时喷着口臭向他的孩子咆哮；或是站在厨房里，听着开得震天响的法国新闻台，端着咖啡，读着“回声报”。他从1975年以来就不再碰他的妻子了，甚至连外遇都没有过（她可有）；他每年就读一本书，而且必须是法国名记者阿兰。杜阿迈尔写的。他西装革履，深信自己在公司里是个关键人物；他有一辆硕大的奔驰车，堵车时马达隆隆作响；车内先锋牌音响上挂着摩托罗拉手机，来电时发出噼里噼里的铃声；收音机里播放着家具超市卡斯托拉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