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奥克塔夫难道就是作者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本人?这本书是不是他的自传?
读者的这些提问并非毫无来由。在现实生活中,贝格伯德的确是个广告人。而此书的出版又恰恰结束了他的广告人的职业生涯。
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贝格伯德仍坐在赫赫有名的扬雅集团(Young amp; Rubicam)法国分公司的办公室里。像奥克塔夫一样,他也是创意人员。十年来,他发明了不知多少广告标语。他承认,最初,看到法国甚至欧洲各地都悬挂着他发明的广告词时,的确感到非常得意。而这广告美梦迅速变成了缠人恶梦。每次面对那些“我付钱,所以我正确”的人物时,他感到愤怒,感到耻辱。十年的累积终于成就了这本书。他太熟悉广告界,太熟悉广告公司内部的运作,详尽的描绘进而极具说服力。奥克塔夫的身上确实有作者的身影,只是奥克塔夫比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更富有、更颓废、更自大、更有才、更有胆,中毒也更深。作者保证书中有四分之三的内容是真事,那些愈奇怪的部分往往愈真实。恐怕正是由于这大胆、真实的描写让他的扬雅集团老板以重大错误为理由炒了他的鱿鱼。这似乎正中了作者的意愿,因为他在书的一开始就写道:“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被炒鱿鱼。”只是,炒鱿鱼并没有伴随着作者所希望的巨额赔偿金。为此,贝格伯德打了官司,结果当然像众多束手无策的消费者一样,败给了他那强大的对手。作者以其遭遇,又一次给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例证。幸好强大的对手并未能阻止此书的出版,在作者被炒鱿鱼后一个多月,《99法郎》上了法国书店的书架,并迅速成为畅销书,随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将改编成电影……贝格伯德现在是文学批评家,在电台、电视频频曝光,人们付他钱让他读小说,可谓是快乐人生。
谈起他的身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幸运儿。他于1965年9 月21日出生在巴黎西部的富裕郊区诺依。父亲在猎头公司就事,母亲搞文学翻译。在巴黎两所着名的中学毕业后,他随后进了法国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Paris , Sc Po)和信息传播高等学院(CELSA )。24岁时,他手拿一份市场广告的硕士后(DESS)文凭,开始了他多栖的职业生涯。身为广告人,他在世界顶级的扬雅集团做广告创意;身为记者,他为法国时尚杂志诸如《巴黎竞赛》提供社交新闻;身为主持人,他不仅在电台献声,还在法国Paris Premi ère(巴黎第一)电视台主持文学节目;身为文学批评家,他更在《费加罗》报的文学版指手画脚。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频频的创刊发起人。自从1992年,他就发起了数份期刊,并任其主编。而在其大学时代就发起的《大粪俱乐部》一直坚持了十年,在当时可谓“臭”名昭着。1994年,他延用巴黎着名的圣日耳曼区的文学咖啡的名字“花神”发起一项新的文学奖“花神奖”。
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中,贝格伯德最呵护的恐怕是其作家身份。他是位勤奋的作家,在相继出版了小说《失衡之年轻男子的回忆》(M émoire dunjeune rois ans)、《兴奋药小说》(Nouvelles sousecstasy )之后,2000年《99法郎》一书的畅销大大增加了他的名声;2001年还出版了散文随笔《结算前最后清点》(Dernier inventaire avant liquidation);等到2003年,《世界之窗》还未出版,就被大家看好法国最具权威的龚古尔文学奖。小说讲述了“9.11”袭击事件发生的当天,一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恰巧在纽约世贸中心107 层的一个饭店里吃早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父与子之间演绎出的真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