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星期。马特恩带来了那个词；哈拉斯头朝前站着，因为木材仓库把它拴住了。我们——你、我以及有时候还有燕妮，我们这些占地不多的人就住在这个木材仓库里。我们眯缝着眼睛，跪在窥视裂口后面。在外面，马特恩也同样跪下来，这对狗在立正。人脑袋对着狗脑袋，两者之间隔着一个孩子头大小的空间。这儿，是时高时低但却是强忍着的猜猜声；那儿，海沙的沙沙声压过砾石的嚓嚓声，紧接着就是那个词：“纳粹，纳粹，纳粹！”

    幸好，除了我们在木材仓库里的人之外，没有人听见这个压低声音说出来的词。可是，朝向院子的窗户全都在偷看。“这个演员又来了。”每当瓦尔特·马特恩来看我们的哈拉斯时，邻居们总要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地传说。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倒是该把他从院子里捧走，可是就连工长也认为，他跟这种事毫不相干。

    这时，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径直穿过院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我敢肯定，他手里拿着样凿。他在马特恩身后停下来，把空着的那只手郑重其事地放到马特恩的肩膀上。他大声嚷着，好让站在出租房屋窗户前的人和站在各个楼层窗口的伙计都听到：“您马上住口，别惹狗！您离开这儿！您又喝醉了。您应该感到害羞！”

    我父亲用他那木工师傅的手一抓，就把马特恩提了起来。马特恩无法让自己咄咄逼人，用地道的演员方式神秘莫测地盯着他。我的父亲圆睁双眼，炯炯有神，相形之下，马特恩的目光显得呆滞。“好啦，您只管瞧吧，那儿是院子大门！”可是，马特恩却穿过丁香花小园圃，往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走去。

    有一次，马特恩没有经过钢琴家的住宅离开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这时，他在院子大门口对我父亲说：“您的狗得了犬瘟热，您还没有发现？”

    我父亲口袋里揣着样凿，说：“这件事有我哩，您就不用操心了。这条狗没有得大瘟热，倒是您喝得酩酊大醉。您休想再到这儿来！”

    木工伙计在他背后大声怪叫，我们手拿水平尺和旋转式钻机威胁他。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请来了兽医。检查结果表明：哈拉斯没有得犬瘟热。无论是眼睛还是鼻子，都不分泌粘液，没有任何东西使眼睛变得模糊，进食后也不呕吐。尽管如此，还是给它灌了酵母药剂：“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图拉：

    那时，三七至三八年的演出季节可能已经结束，燕妮给我们讲：“他现在在什米林剧院工作。”他在什未林没呆多久，就到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去了。就连这件事，我们也是从燕妮那儿听到的。因为他们在什未林很快就把他解雇了，他无法再到杜塞尔河畔或者别的地方演戏。“这种事到处都在传。”燕妮说。在下一封信里顺理成章地写着：他在电台工作，当少儿节目播音员；他订婚了，不过这长不了；他仍然不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哪儿，不过他可以肯定，这个人在某个地方；另外，他不再醉酒了，而是重新从事体育活动，像从前在五月份那样，打曲棍球，甚至打拳球；他同朋友们交往，这些人全是过去的朋友，他们同他一样感到厌烦；可是天主教教义全是他妈的胡扯蛋——信中写道——他在那儿，在诺伊斯和玛丽亚·拉赫结识了几个神父，简直令人作呕；也许很快就会爆发战争；瓦尔特·马特恩想知道那条黑狗是否还在——可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有答理他。

    亲爱的图拉：

    这时，马特恩坐火车来到朗富尔，看一看我们的哈拉斯是否还在。他突如其来但又是不言而喻地站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里——打他上一次来过之后，仿佛不是过去了几个月似的——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围着一条英国围巾，扣眼里插着一朵红丁香花，短发，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火车上事事小心，或者说在老远的地方就不动声色。他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