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英格·萨瓦茨基把这副眼镜从吵吵嚷嚷的孩子脸上取下来后，孩子才稍微安静了一点儿；可是在几个钟头之后，当她已经躺在小床上被所有的玩具娃娃围了起来时，抽噎仍然不止。要测量和检查体温。必须叫一位医生来。医生说，既不是刚开始的流感，也不是常见的儿童疾病，他认为，很可能是一种打击引起了这种危象，这是某种估计不到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持安静，大人最好避开，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就要把孩子送进医院。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两天两夜不退烧的这段时间里，冬天的景象在孜孜不倦地、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白雪皑皑，鲜血流淌，拳头在说话，胖子倒了下去，一再扑通扑通地倒下去，倒在什么里面？倒在雪里，因为马特恩叔叔和爸爸也倒了下去，倒在雪里，而且吐出那么多牙齿，一颗、两颗、五颗、十三颗、三十二颗！——很可能再也没有人一起来数这些牙齿了。因此，要把瓦莉同她的两个最喜欢的玩具娃娃一起送进玛丽亚医院。男子汉萨瓦茨基和马特恩并未坐在过于空旷的童床旁边，他们坐在厨房里，用饮水的玻璃杯喝着酒，一直喝到他们从椅子上摔下来。约亨保持着这种对于厨房环境的爱好。白天，他是商人，衣服笔挺，堪称楷模；晚上，他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从冰箱走到炉旁，拉着裤子背带。白天，他操着他那一口灵活的商业德语，军事用语的残余赋予这种语言以生动精确和省时简洁。“我们不想拖拖拉拉，我们想快刀斩乱麻！”过去军事首脑古德里安想要坦克大规模快速行动时，就说过这种话，如今萨瓦茨基想以一批单排纽成衣充斥市场时，也鹦鹉学舌地跟着他这样说；可是傍晚时分，他穿着拖鞋，在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吃着烤得松脆的蛋煎饼，絮絮不休、唠唠叨叨地谈着“过去在五月份，那是一个冷冰冰的故乡”。就连马特恩也学会了估计厨房的安全性。两个同事哭泣着，拍着肩膀。感动和未加水的烧酒使得他们的小眼睛在不断地眨巴。他们把一半的负罪感在厨房用的桌子上推过来推过去，当事情涉及到详细日期时，他们还要争执一番。马特恩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在三七年六月，萨瓦茨基持反对态度：“那件事正好发生在十二月。我们当时曾经低声耳语过那件事，说它只好那样草草收场。”可是两人都认为，他们当时就不赞成那种事：“你知道，我们中队其实是这样一种国内流亡①的避难所。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柜台边探讨哲学。维利·埃格尔斯在场，在场的还有杜莱克兄弟、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布布利茨、霍佩和奥托·瓦恩克。而你却不停地讲呀，讲呀，讲存在，一直讲到我们大家都迷迷糊糊为止。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那么现在呢？现在怎么办？现在，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自己，还说：‘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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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纳粹时期一部分不满法西斯暴政的人士在德国国内对当局采取的回避态度。

    在经历这样一番诉苦之后，厨房环境每一次都有一分钟之久鸦雀无声，充其量只有咖啡水在唱着它那笃信上帝的小曲儿，一直到萨瓦茨基再次开始讲话：“总而言之，小瓦尔特你说说看，我们就活该如此吗？我们都做了什么呀？——我说不行，决不！”

    当瓦莉·萨瓦茨基在将近四个星期后离开医院时，那副所谓的神奇眼镜已经从住宅里消失了。既不是英格·萨瓦茨基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也不是约亨和瓦尔特把它放在厨房了，很可能是那条狗把它咬碎，吞下肚子消化掉了。不过，瓦莉并未问起这件下落不明的玩具。女孩一声不吭地坐在她的斜面写字台前，因为耽误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功课，所以必须把好多东西都补上。瓦莉变得神情严肃，人也消瘦了一些，她已经能够做乘法和加法。所有的人都希望，孩子可能会忘记她为什么变得这样消瘦、这样严肃，为什么她再也不是胖乎乎的、滑稽可